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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1（第2页）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凡三册，600万字），它们从撰述和文献两个方面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又一个标志。

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着辩证法的原则，正是在中国史学史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中，专业工作者和一些非专业人士都日益感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

按我的肤浅见解，所谓“挑战”

，是指如何突破或改进现有的研究模式，而这种突破或改进同样要遵循辩证法的原则，即在传承中发展、创新。

这里，我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和同行们共同探讨，一是理论研究，二是专题研究，三是比较研究。

二、关于理论研究

讲到理论研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史学发展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传统，同时也要认识到应在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要求，推进理论方面的研究。

孟子讲到事、文、义的内涵时，特别指出孔子最重视“义”

[7]。

孔子重视的“义”

，是褒贬之“义”

，是价值判断，而判断的标准是周礼。

我们读《春秋》《左传》，对此感受极深。

显然，孔子时代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周礼为依据。

孔子之后，司马迁是大史学家，他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8]，所谓“心知其意”

，也是强调思想的重要。

司马迁在理论上的许多论断，反映出他在这方面深厚的修养，如：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9]

这是指出了事物变化的法则，以及这一法则背后的原因。

又如，司马迁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0]

如果说，前面一条论断指的是一般的历史进程法则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专指经济运行的法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从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从他说明撰述《史记》的目的，以及他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司马迁有丰富的历史思想。

同时，他在《史记》中多处讲到“时”

“势”

“理”

“道”

这些概念，也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含量和理论色彩。

此后，唐代史家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11]，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12]；南宋史家郑樵关于“会通”

思想的阐发[13]；元初史家马端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

与“不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