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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理史学遗产的重大意义（第2页）

写到这里，笔者本人甚觉汗颜。

三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

[4]。

作者认为，不论是做个案研究、综合研究，还是做比较研究，都会起到这种作用。

作者举《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较，举《史通》和《文史通义》的一些篇目所讨论的问题，用以说明自己的论点。

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看，作者对史学遗产问题，确有深刻的和系统的考虑，其中许多见解在今天仍值得有关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这也是作者提出史学遗产问题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

白寿彝先生这样写道：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这段话是针对着文学艺术遗产说的。

从对待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来说，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应该认真地学习、体会。

[5]

从作者的这段引文和说明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关于开展史学遗产研究的问题，正是作者在上述理论指导下所做的关于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思考。

诚如作者所说：“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

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

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

[6]作者好像是一个辛勤的园丁，把史学遗产中的一些珍贵品比作一个个“花圃”

，分析它们的性质，描绘它们的状况，指出研究它们的路径和方法，洋溢着自豪之情和充满信心的前瞻。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应当强调的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有系统地提出研究史学遗产问题。

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卓越见识；另一方面也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以及此后史学界开展史学史研究大讨论的学术环境使然。

对于新中国的学术史上这绚丽的一页，我们这些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后学、后进们，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阅读它，去感悟它的历史价值。

1981年，整整20年的历史沧桑，丝毫没有消解白寿彝先生的“史学遗产情结”

，他在这一年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

然而，言犹未尽，1982年夏天，再次发表一篇此类文章。

[7]作者广泛而深入地阐述了历史观点方面的遗产及其现代价值，历史文献的分类、剖析和利用，史书编著的体裁、体例及综合运用，史书文字表述的艺术性传统及当前与今后发展趋势等。

谈论间，作者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容而风趣，比之于20年前的《谈史学遗产》一文，更显得雍容大度、平实自信。

历史已经证明，关于史学遗产的研究，确已到了适逢其时的时候了。

从1980年至今，平均每年都有一两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8]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文献整理工程《中华大典》的启动，随着《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立项，又为史学遗产的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