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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遗产与史学史（第2页）

当然，对浩瀚的史学遗产来说，这里说的“史学通览”

只是前者的一个缩影罢了，这是专业工作者所能理解的。

《史学史总部》的“史家传记部”

收录自先秦至清末约340位史学家的传记。

这里也存在两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一是怎样确定“史学家”

的身份，二是跨越朝代更迭的史学家之朝代归属问题。

我们的做法是视其与史学之关系的程度来定其身份，视其史学活动主要发生于何时来定其归属。

同时我们深信，还有一些史学家没有被收入“史家传记部”

，一来是有些史学家没有留下传记；二来是我们的阅读范围有限，自也会遗漏一些史学家的传记。

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际数字当超出我们所收录的范围，自无疑义。

《史学史总部》的其他33个部，所列事目及相关文献，都有确切年代作为依据，充分显示出作“史学史”

之“史”

的准确性。

在这方面，参与编纂者费力甚多，为的是尽可能揭示史学遗产中那些有确切年代可考的珍贵事实。

仅从这一部分来看，我们可以自豪地认为，这是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所仅见的奇观。

这里，仅举“实录部”

为例，从首条“唐房玄龄等修成高祖太宗《实录》（唐贞观十七年，643年）”

到末条“《穆宗毅皇帝实录》撰成（清光绪五年，1879年）”

，1200多年间，历经唐、辽、宋、金、元、明、清诸朝，关于“实录”

的修撰未曾中断。

中国古代史学之发达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于此可见一斑。

应当提出的是，关于《史学史总部》这种编年记事的方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翼骧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此，并先后出版了3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23]，这为我们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编纂的范围，丰富了编纂的内容。

由于有关文献资料的浩繁，涉及事项头绪众多，我们采取了以类相从、分列事目、按年编次的方法，以便于编次和查阅。

同时，这更加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当然，《史学史总部》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即因受到以类相从、分列事目、按年编次的体例上的限制，致使史学史上有些重要的人、事、著作因年代失载而无法收录编次。

[24]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常常因此深以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