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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第4页）

，即主要是指“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的真相。

柳宗元和王夫之发展了以往历史思想中关于“势”

“事势”

的思想，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势”

有精辟的阐述，王夫之说的“理”

即“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13]。

这里说的“理”

不同于司马迁说的那些具体的道理，而是指事物自身发展的法则。

要之，从“天命”

到“人事”

，从“事势”

“时势”

到“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

的“理”

，这是古代史家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轨迹。

从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到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中提出“求顺于理”

，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终于从具体的“理”

升华到抽象的“理”

，成为古代史学之历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

古代史家在探讨历史变化动因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长期为之困惑的问题，这就是人的作用究竟占有何种位置。

关于这个问题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神与民的关系；第二阶段，是“圣人”

和“生人”

的关系。

《国语·郑语》记周代史伯引《泰誓》中的话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左传·桓公六年》记季梁同随侯的对话，说：“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这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这里还是把作为人的“圣王”

放在中心位置来看待的。

这个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说，实质上也是以此为理论的核心。

在对秦废封建而立郡县之得失的千年聚讼中，有一派意见即认为封建是“先王”

之意，秦废封建是违背了“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