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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编年体与纪传体的辩难（第3页）

它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

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

，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

它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总之，这一篇文章，是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得失，不可偏废。

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道：“观夫《左传》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

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

范文澜作《文心雕龙注》，于此句下注曰：“《左传》为编年之始，《史记》为纪传之祖，二体各有短长，不可偏废。

《史通》本彦和（刘勰字彦和）此意，作《二体》篇，可备参证。”

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足见他对史书体裁的重视。

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

的做法，主张“辨其利害”

，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

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

。

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

。

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

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

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

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

的窠臼。

这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

《二体》篇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在史书体裁的创新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所谓“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的看法，甚至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狭隘。

不过刘知幾所撰《史通》一书本身，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史评，这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史评体史书所记内容并不是史事本身，而是对史事的评论，或是对史书及史学的评论，《史通》是属于后一种史评。

这一点，本文下面还要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