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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史学社会功能认识的理性发展（第1页）

二、对史学社会功能认识的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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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距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六十余年，史学家刘知幾在他撰写的《史通》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他写道：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8]

同上举两道诏书的庄严堂皇的用语相比，刘知幾的表述格外显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耐人寻味。

他首先提出历史上善恶同在如何区分的问题，接着用“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的优良传统回答了这个“难题”

，进而说到人们因拥有史书而可以“神交万古”

“穷览千载”

，于是可以“思齐”

，可以“自省”

，进而揭示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

不论是“多识前古”

“神交千祀”

，还是“神交万古，穷览千载”

，在此前的士人那里，本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活动，而这些极平常的活动对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社会进程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却饱含着史学之深层价值的所在。

经上述两道诏书和刘知幾等史学家的有关论说，真正从本质上揭示了史学存在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必要性及其最根本的社会功能所在。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史学这种对于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之下，同样受到高度重视。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当时南宋尚未灭亡，全国尚未平定，时任“翰林学士承旨”

“资善大夫”

的王鹗，即上奏元世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纂修实录及辽、金二史，他写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

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忘，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