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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第2页）

。

他的这个批评，可谓得失参半：前者所得多，后者所失亦多。

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

，郑樵从后者出发，认为司马迁似还不能“自成一家言”

，亦未见中肯。

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郑樵对于“会通”

的认识和要求。

他在《献皇帝书》中自谓，“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

这说明他的“会通”

思想由来已久，并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

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会通之旨”

“会通之道”

，其主旨在于：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

，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

。

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唯其如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

他感叹“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

要之，郑樵的“会通”

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

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

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历史撰述上，为的是克服和防止“烦文”

“断绠”

“曲笔”

（亦即所谓“伤风败义”

）等弊病，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指出来的：刘知幾推崇班固“断代为史”

而贬抑通史之作的价值，是片面的见解；郑樵与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贬抑“断代为史”

的价值，也是片面的见解。

他们的论点恰恰证明，会通与断代，反映了史家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