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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志略的自有所得（第4页）

这里有些论点似不可取，但他实际上是提出了自然地理和政区地理的关系的理论认识。

于《都邑略·序》，郑樵阐述了“建邦设都”

的地理条件，并征引唐末朱朴的献迁都之议以证己说，涉及地理条件和政治统治之关系的一些理论认识，这是历史理论方面的问题。

在史学理论方面，《灾祥略·序》批评了“务以欺人”

的“妄学”

和“务以欺天”

的“妖学”

，认为：“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

‘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

他的这个认识，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上，反映出严肃的求实精神，这同他作《灾祥略》以反对“欺天之学”

的朴素唯物思想是一致的。

郑樵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面，是论证了“款识”

的史学价值，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

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

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

[3]，撰为《金石略》。

这个认识，开阔了史家关于文献的视野，有利于史家把历史撰述写得更加丰腴、真切。

郑樵自信地写道：“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

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4]郑樵在八百多年前说的这番话，在今天显得越发重要了。

他在《通志·总序》中，还为历史文献的三级分类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总之，《二十略》在理论上的价值是很丰富的。

明朝人龚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时人之言，称《二十略》是郑樵“自得之学，非寻常著述之比”

，可谓确论。

从以上四个方面，或可窥其“自得”

之处。

《通志》是一部500多万字的巨制，全书成于一人之手，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清人于敏中称赞郑樵：“爰自著此书，推天地之中，极古今之变，网罗数千载之典籍，而才与识足以贯之”

，“可谓良史才也已”

。

然如此巨制，可议之处，在所难免；其评论前人或自我估量，亦非全然中肯。

这是大醇小疵，不足为怪，也不难做历史的说明。

[1]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2]郑樵：《通志》卷七十四《灾祥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53页。

[3]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4]郑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