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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我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第4页）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许多原始文献，而一个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

为了避免浅尝辄止、游离无根的弊端，我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思考和准备，下决心把研究唐代史学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我做出这种选择，一是我对唐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转折，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出现、典制体通史的问世、各种体裁通史著作的复兴和创造、历史笔记的崛起，等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大多都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

当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资参考者不多，自然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但这种困难比起那种希望能够去进行开拓的**，就是第二位的了。

因此，当时我是抱着“破釜沉舟”

“义无反顾”

的决心，开始对唐代史学进行研究的。

大致经过十年的积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也给了我两点收获。

第一，对于唐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活动、成果，对于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和全面的认识，初步把握了其中发展的脉络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启下中的作用。

第二，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如唐代的政治统一局面、唐代的门阀制度、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等如何影响到唐代史学的发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于“封建”

的讨论对于在思想观念上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的问世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民族史和域外记载的增多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而谱系之学的发展则延续着人们的门阀意识、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等等。

我认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收获，才谈得上对唐代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才算得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当然也是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我在唐代史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成果，是于1996年出版了《杜佑评传》一书。

杜佑宦海生涯60年，以36年时间撰写成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

这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绝不是偶然的。

杜佑及其《通典》之所以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是杜佑的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即“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

，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次；二是《通典》分九门，而以《食货》为之首，以及九门的逻辑结构，反映出他对国家政权职能的合理认识；三是杜佑的朴素进化观点的多方面表现，具有较高的历史理论价值。

此书的撰写和出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唐代史学和史学名著的认识。

（二）着意于“通”

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是向着研究工作的深度、广度发展的前提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而对于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某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因为：不“通”

，便不能纵观全局，看清脉络，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认识中国史学史；不“通”

，便不能对局部做出准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的误区，此乃学术研究之大忌；不“通”

，就难以深入到理论层次，而缺乏理论上的综合便会影响到学科建设的发展；不“通”

，也不符合中国史学之“会通”

的传统。

基于这些认识，我是有几分自觉而着意于“通”

的追求和努力。

不论我事实上达到何种程度，我以为这种追求和努力是正确的。

在“通”

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是很艰难的，我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一是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生当中读不了多少，这里就有选择上的难度；二是自己功力不足，对不少历史著作理解不深，难以揭示其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