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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第3页）

这显然是一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

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

、竭尽“愚直”

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后代”

，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

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无污青史”

的严肃态度。

“直书”

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的表现。

刘知幾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231]。

这完全代表他的为人行事。

武则天、唐中宗时，刘知幾担任史职，“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

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

。

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郁怏孤愤，无以寄怀”

。

为此，他感到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232]。

这样，他就给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洁身自好、“无污青史”

的榜样。

——“不取人情”

的正直精神。

“直书”

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

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谋反”

。

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终以贬谪岭表。

唐玄宗时，吴兢参与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

时值张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

。

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

由于吴兢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

[233]这种敢作敢当、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书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