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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雕版印纸唐固有之（第2页）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更是为我们研究宋代图书的出版状况提供了有力的史料。

根据现有出土文物与文献的考证，我国雕版印刷最迟在唐代初期已经出现，并在之后获得相当大的发展。

而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来完成，费时费力，得来十分不易，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十分重视藏书的数量以及质量，要求抄写书法精美、内容考究，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善本。

印刷术出现以后，图书的出版流通均发生重大的变化。

雕版印刷解放了双手，书籍上版印制相较此前容易许多。

书版雕刻完成后一次可印制许多复本，还可重复使用；唐代文化发达、科举初行，旺盛的图书需求加之技术条件的完善进一步刺激了我国刻书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

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书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叶梦得在肯定印刷术的先进之处后，直指其容易“以讹传讹”

的弊端。

书籍易得，藏家也不再费心考证，这些刊行天下的刻本随着藏本的逐渐佚亡，其中的讹误也将无法更正，贻害于后世。

然虽有此等劣势，雕版印刷替代手抄仍是历史趋势。

一项技术创新的普及总是需要时间的。

抄本复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基深厚，印刷术出现后最初只在民间流行，多为坊刻或寺院刻，且刻书区域还只限于文化较发达的长江流域，成都成为我国最早的刻书中心。

“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

直到冯道奏请雕印经书，印刷术才真正获得官方承认，自此官刻也正式进入刻书事业，国子监本成为印本书时代图书刊印的精良范本。

宋代因推崇文治，文化学术事业宽松自由，时人纷纷著书立言，叶梦得即是范例；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图书出版事业，多次组织图书编撰活动；加之唐五代刻书事业的前期积累，刻书事业在宋朝达到巅峰，并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寺刻、院刻五大刻书系统，后世均沿袭这样的传统，其中除官刻外，坊刻成为刻书系统中的主力军。

坊刻是指书坊刻书，此类书坊集刻书、印刷、出售于一体，往往采用“前店后厂”

的模式，因此效率很高，利益丰厚，所印书籍的品类和数量均是最多，全国形成了许多刻书中心，这些地方也出现了许多留名青史的刻书世家，如建安余氏、临安陈氏等。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叶梦得的寥寥数语，便将宋代坊刻全貌描摹清楚。

两宋书坊的刻书中心集中在东京汴梁、浙江临安（即杭州）、四川成都及福建建阳，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如汴梁、杭州），物产丰富、盛产纸墨（如成都、建阳等），所印书籍流通全国。

其中浙刻因刻印技法娴熟、纸墨质量上佳，所印书籍刻印精美，多为上品，得到藏书家叶梦得的赞赏也可谓实至名归。

叶梦得《石林燕语》中此番评述，一直是后世了解宋代图书出版的珍贵史料，也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地转引、考证。

其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于雕版印刷一针见血的批判性认知，也为我们如今研究版刻提供了不同的评判维度。

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印刷术”

也在叶梦得之后，继续蓬勃地发展，承载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

（张慧明）

[1]雠对：即校对。

[2]前后汉：指《汉书》《后汉书》。

后文“两汉”

亦然。

[3]是正：指校正。

[4]京师：即东京汴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