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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1（第5页）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均是从《字林西报》等西方在华出版机构走出的贫寒子弟，他们初期集股不到四千元，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起步不久便向教科书领域投入力量。

这与清末大环境下新教育的发展有关。

《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的成功，坚定了商务的出版路线。

然而，在戊戌政变后的“日文翻译书热”

中，夏瑞芳因经验缺少、择书不当而遭遇较大损失，这段历史所记者不多，从中反映出我国早期民营出版人在出版物的选择上，仍缺乏经验。

据本文所记述，商务印书馆最初出版新式教科书，系蔡元培的建议，后者颇有远大眼光。

而张元济的加入，使这一决策得以实施，当时聘用蒋维乔等一批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分别从事国文、算数、历史等教科书的筹划，集思广益、编写耗费很大精力。

功不唐捐，1903年发行即获畅销，商务奠定了新式教科书头把交椅、“教科书之托辣（拉）斯”

的地位。

先前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渐被淘汰。

本文还详细记述中华书局的创始原委：高梦旦如何从文明书局高薪聘来陆费逵，百般笼络，但陆氏暗怀“鸿鹄之志”

，当辛亥革命山雨欲来之际，审时度势、暗中组织编辑力量（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秘密筹划另编新教科书以适应民国政体。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不久民国成立，陆费逵毅然脱离商务另树旗帜，中华书局遂成出版界第二巨头（中华书局注册资本二万五千元），公然与商务分庭抗礼。

本文最后部分略述及此后十年中双方“明争暗斗”

的情形：中华书局得孔祥熙之利代印政府钞票，且在地方分馆设立上与商务争夺市场。

而商务资本雄厚，在地方分馆上做法独特。

后来中华书局在1920年之际因“扩张过度”

出现经营困难，险些并入商务。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以教科书起家，而教科书又是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的基石；不仅如此，“兴国之任，首在教育，而教育又以小学为基础”

，因此这段历史可透视出早期民营出版家自觉担当文化强国重任的勇气，以及早期摸索阶段的艰辛。

文中对商务、中华早期创立者的叙述虽寥寥数笔，但形象扼要地勾勒了当时一批职业出版人视出版为安身立命之所，将商业和文化结合起来，在时代洪流中弄潮的历史。

（曹晶晶）

[1]本文仅轮廓大体可取，而具体细节不甚可靠，请与本卷所收其他同时期写的《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对比。

自张静庐将之编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以后，常被引用。

[2]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

[3]夏清贻并非上海士绅，乃清末民国初开明书店创办人，中国图书公司的一般发起人之一。

中国图书公司核心人物是席裕福（子佩）、傅子濂。

[4]托辣斯：今多译为“托拉斯”

。

[5]与当年蒋维乔日记吻合。

陆费逵结婚是在宣统元年二月十二日。

商务印书馆处理陆费逵自编课本事，在宣统二年正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