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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隋书经籍志（第4页）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修隋史，任命魏徵主其事。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下诏续撰记载五代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

《隋书·经籍志》原稿就来自《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

由于魏徵在《五代史志》编撰过程中去世，《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也一直存在争议。

《隋书·经籍志》以《隋大业正御书目》作为底本，并且参考了阮孝绪的《七录》的分类体系，总结了前代留存图书目录中所载的书目，还对魏晋南北朝之前许多书籍的流传、存亡情况作了记录。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史志目录，也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巨著。

《经籍志》总序高屋建瓴地梳理了从春秋末期到初唐时期经籍的收藏流散、目录分类、出版制度等情况，概括了从孔子修典到初唐大规模修史这千年间的古代图书出版历史发展轨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总序首先以六经为例，阐述了经籍的重要性，然后提出“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认为史官的出现是经籍的起源。

作为一部史志目录的总序，作者总结了唐代以前各个朝代出现的目录的编制过程、录入图书数量、分类体系等，如介绍了东晋时期的目录编制：“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总序是一部记录了目录学学科发展史的重要著作。

除了目录学，《经籍志》总序在古代出版制度，尤其是官方藏书出版的历史记载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作者介绍了管理皇家出版物的史官的分工制度。

史官负责记录统治者的言行、重大社会事件、科技文化成果、法典制度的设立与变更等信息，是官方出版物的书写者。

总序中提到，《周礼》中已有关于史官分掌其职的记录：太史执掌国家建章立法的事务，小史记录国事、辨别亲疏辈分，内史执行国法政令，外史记载四方史志，御史掌管封邑和百姓治令。

东周各诸侯国撰写史书的史官不止一人，由太史负责汇总删减，最终形成国家的典籍。

作者以当时史官对“崔杼弑君”

和“赵穿弑灵公”

两个事件的记载为例，阐述了史官内部沿袭的出版原则——史官不应该夸大其功，也不应该隐藏恶行。

总序介绍了各朝代经籍流散和收集的情况。

秦始皇焚书坑儒，下挟书之律，规定除官府有关部门外，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藏书，许多经籍因此失传。

汉惠帝废除挟书之律，学者因此成为民间的一种职业。

当时留存世间的经籍多被毁坏。

新的图书出版政策也带来了新的出版官员制度。

汉武帝设置太史公的官职，并且开设向国家献书的渠道，设置写书的官员。

“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世袭太史一职，司马迁由此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一百三十篇。

朝代更替、战乱频繁都会造成经籍的流损。

古代皇家为了收集更多的文献作为出版素材，还会设置奖励制度。

隋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打开献书的通路，皇上于是下诏令，民众献书一卷，赏绢一匹，并且在抄写之后将书物归原主，因此民间呈上的异书层出不穷。

选文对古代的出版载体也略有记载。

文中提到，两汉宫中藏书多以缣帛为出版载体。

“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

缣帛是一种丝织品，东汉时期董卓作乱，逼汉献帝将都城迁往长安时，军人纷纷使用缣帛制成的书籍制作帷帐和囊袋。

到了魏朝，使用浅黄色的缣帛出版题录，“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