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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帝国与传播绪论（第3页）

虽然伊尼斯使用了“媒介”

这一话语表达，但从出版角度来考虑，其所探讨的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出版载体，比如泥版、莎草纸、羊皮纸、中国纸等。

所以应该说，伊尼斯从传播学角度提出的媒介偏向问题也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思想。

这一思想的重大创举便是引入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进而从这两个角度重新认识出版载体，并将它们的特性和变化与文明及帝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出版载体对于社会形态、社会心理的深重影响。

比如，在论及埃及的文明变迁时，伊尼斯发现埃及文明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转变的过程伴随着帝国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也就是与出版载体的变化暗合。

伊尼斯提出，沉重的石头“曾经是威望的基础”

[8]，但随着莎草纸的产生，这种出版载体易于书写、易于携带的特性使得文字书写速度加快，同时“文字不再像图画，而成为单纯的文字”

[9]。

出版载体的这种变化进而使得“思想被赋以轻快的特质”

[10]，推动埃及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除了媒介偏向问题，选文中也蕴含了伊尼斯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媒介决定论”

思想。

正如前文所述，伊尼斯对媒介在文明发展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认为新的媒介形式将导致新文明的产生。

从出版角度来看，这一思想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出版载体的决定论思想。

这种对媒介本身的高度重视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思想特点，虽然学术界对这一思想仍有争论，但其理论贡献不容忽视。

基于媒介决定论思想，伊尼斯提出以媒介为标准对文明进行分期，从大的方面上将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并且更细致地分为9个时期：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文字）；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板、机制纸等）；电影时期；广播时期。

[11]不难看出，伊尼斯的这种历史划分方法本质上就是依据出载体和出版技术的不同进行划分的。

这一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划分方法，将出版载体和出版技术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体系中，从历史的宏大角度进行解读，对于理解人类的出版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出版活动本身即为一种传播，传播学的经典思想往往对理解出版活动有着重大启发意义。

作为传播学经典理论，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与媒介决定论思想也应该被视为重要的出版思想，剖析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对理解和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卫琳聪杨滢滢）

[1]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1774—1827）：苏格兰出版商。

[2]Thomasstable，ArchibaldstableandHisLiterarydends，London，1873，p.270.

[3]詹姆斯·布赖斯（1838—1922）：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

创办了《英国历史评论》，代表作有《美利坚合众国》（共三卷）、《神圣罗马帝国》等。

[4]美尼斯：统一埃及的开国之君，生活在约公元前3100年。

[5]阿提拉（406—453）：匈奴王，进攻罗马帝国的最伟大的蛮族统治者之一，434—453年在位。

[6]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3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7]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37页。

[8]《帝国与传播》，47页。

[9]《帝国与传播》，47页。

[10]《帝国与传播》，47页。

[11]《帝国与传播》，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