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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绘画文字1（第2页）

到400即20×20时，则用一棵枞树（意为“像头发一样多”

）来表示。

第四位8000（20×20×20），用一只大提包来表示，因为它可以装下几乎是不可数的可可豆（见图1）。

一本征服后成书的手抄本，所用的计数法不再是出自土生的阿兹特克计数法，而是借用了欧洲人的方法。

例如，用遮住一块圆盘的14、12或34部分的方法，来表示分数。

按同样的办法，这176本手抄本还在20的符号——旗子的一定部位涂上颜色，用以表示5或5的倍数；而且，它还在400的符号中划上等比线条，以表示100、200或300。

阿兹特克人自己编写的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古代岁月和当时事件、年代计算法、每年编出的故事、每年的特殊事件、每日的账簿以及日常记事或日记。

现在出版了一些有关阿兹特克古代史和当代史的材料，但那些收藏在一些图书馆中的短篇编年史，则连一篇也未出版。

这些短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收入《特洛辛地图》和《索洛特尔手抄本》中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历史事件、与事件有关的人民或部落以及事件发生地点，并用他们的绘画文字为每次事件、每个部落和每个地方命了名。

在讲到日期时，附加了年代名称。

这类编年史（特斯科科的编年史）是相当复杂的，但幸运的是，有的编年史在征服之后增加了难解词语释疑。

另一类编年史记录了年代顺序，一年接一年地记下了阿兹特克历史的整个过程。

像征服活动和酋长逝世这类事件，以适当的形式被画在相关年代的符号的附近，并且有时还用直线把二者连接起来（原文“接起来”

位置错误）。

特诺切人的编年史有：《博图里尼手抄本》，1570年和1590年版本；《特列尔—雷门斯手抄本》；《梵蒂冈复制本A》；《墨西哥历史》；《特佩切潘地图》。

这类编年史大多数仅限于特诺切蒂特兰。

由于自1400年以后的特诺切人历史比以前更准确，这不免使人对伊特斯科亚特尔[6]下令焚书后再无新的书写形式产生提出疑问。

除了编年史和宗教历法以外，阿兹特克人还留下了贡品记录单。

这些贡品记录单对今日的研究非常有用，因为在每页上记载着献贡的村庄名称。

在写成纵行的村庄名称旁边，则记录着这些村庄贡出的金子、装饰品或布匹的数量。

由于这些村庄的地理位置大部分都是已知的，我们便可以据此确定每个地区的主要产品。

另外一些编年史，则记录着一些家族的世系、其所占的土地和其他有关家庭经济的主要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为了使印第安人能够理解西班牙的法律和进行诉讼，西班牙人在征服后进行民事记录，如记录纳贡者名单、法律诉讼以及其他类似事情，一方面使用西班牙语，同时还使用土著人的书写方法。

尼古拉斯·特斯特修士曾试图把绘画文字改变成表义文字。

结果是，圣父这个词用阿兹特克绘画文字来表示后，其形象实在让人惊讶。

这是一个十分麻烦的计划，不久就抛弃了，最后用罗马字母创制了纳瓦特尔词汇。

但是，阿兹特克人的许多编年史能够传下来，应当归功于阿兹特克绘画文字的作用；由于这一点，阿兹特克编年史的大部分篇章，连同他们的口头传说，才得以用罗马字母同时复写成西班牙文和纳瓦特尔文。

我们对阿兹特克人的历史和习惯的知识，就是从这些文本中得来的。

绘画文字的不便之处，是它在表达抽象概念时有局限性甚至无能为力。

在涉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时，周期性计数法产生了极大混乱。

对绘画文字来说，精确仔细的书写十分重要，一条模糊不清的线条可能会使意思完全不同。

但是，在用阿兹特克文字书写的史书中，最糟糕的是它的乡土观念，因为书写者只看到与本族有关的事物，不关心其他公社的内部事情。

绘画文字表明原始公社的目光都是纵向的，即由人到神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