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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尼日利亚图书出版与标引时代的到来（第3页）

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探讨，采取索引的时间、索引透彻程度的评估（其中包括准确度、包含的重要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副标题、是否有恰当的对照、索引安排、是否布局清晰明了、是否正确使用缩略语、索引长度等），并做出表格以及进行结果的分析。

结果表明，大部分出版社在索引安排和布局清晰明了这两方面评估分数较高，这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出版社来说，尽管索引安排较为复杂，但因为可以参考之前的经验，以及当形式是单一的字典格式的字母排列时，检查要相对简单；而在索引长度这一项普遍评估的分数较低的现象则说明：对于篇幅较长的书籍，索引应当尽可能全面。

除了横向的比较，在纵向的比较中，读者可以发现的是，“大学出版社”

这一组的评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组。

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教育出版在尼日利亚出版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体现尼日利亚对于教育出版的重视。

由是观之，作者所采用的这种“分类研究，评估对比”

的形式使得文章内容条理清晰、一目了然，直观地呈现了尼日利亚图书索引的发展状况。

笔者注意到，关于尼日利亚出版方面的文献总体数量偏少，尤其是图书出版方面。

这也是本文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作者简述了尼日利亚出版的历史，其中涉及的制度、法令及案例等对于研究尼日利亚的出版皆具有借鉴意义。

而通过分类研究的方法分析索引发展状况，以表格对比的方式呈现，新颖直观，为读者了解尼日利亚图书出版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具有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也为中国与尼日利亚在出版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好的方向——教育。

作为发展中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重视人才与教育，而教育出版则一直是中国出版社的强项，这为两国出版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发展契机。

利用文化相似点进行交流和互鉴，培养中非文化中的彼此认同感。

同时，考虑到合作出版的受众的构成较为复杂，需要针对受众定义层次区分，如青年群体、女性群体、媒体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等，从而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进行合作。

（周林怡）

[1]尼日利亚政府于1972年颁布“本土化法令”

，试图改变市场垄断局面。

但后来表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1977年颁布《尼日利亚企业发展法》，使一些外国出版发行公司成为本国企业。

[3]Solaru，T.T.，EdualPublishibookProduiversityofIfePress，1975.

[4]专业资源出版商，提供教育服务。

[5]Higo，A.，“Selliion'sBooks”

，PersonalityProfile，inBook，1988（1），p.26.

[6]H.Otokunefor，ingofAgeofBookPublishingandIndexinginNigeria”

，LibraryReview，1990（39），p.33，40.

[7]孙晓萌：《尼日利亚新闻出版业发展概况及中尼合作前景》，载《出版研究》，20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