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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总结与21世纪中国史学（第1页）

一、百年总结与21世纪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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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百年”

，是指刚刚过去的20世纪。

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总结，无疑是我们面向21世纪中国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否则，我们就无法避免盲目性。

当然，20世纪过去还不到一年，我们要对20世纪中国史学做全面的、深刻的总结，目前还不可能做到。

但是，对其做粗线条式的总结，或者在重大问题上做初步的判断，还是可能做到的。

近五六年来，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已经发表了许多文章，有的是从整体上予以概括的，有的是以专题进行回顾和综述的，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壮丽的一段历程，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终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怎样看待这段历程？怎样从史学思想上估量20世纪中国史学给我们的启示？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

我认为，认识20世纪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大势和提出问题。

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大势问题，论者已多，不再重复。

这里，就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讲一点初步的思考。

（一）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

从中国史学发展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性质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

明乎此，才能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第二个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前者完成于20世纪初；后者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广泛传播，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化。

20世纪中国史学上出现的历史观，林林总总，各骋其说，观其大势，即在于此。

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第一，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进步，但如同20世纪这样，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20世纪的中国史家论史学的进步，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

如“新史学”

的倡导者梁启超是强调“历史哲学”

的。

他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

[2]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李大钊，在1919—1920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

郭沫若、翦伯赞等对此也多有论述。

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序文中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

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

[3]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并使其达到对于历史的科学认识，必须“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

，以“正确的哲学”

为其指导。

换言之，哲学的进步，历史观的进步，必然会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再者，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在1945年论到“民国成立以来”

中国史学的进步时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

[4]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