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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国家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第2页）

路易·波拿巴当上了总统，并通过政变最终登上了皇帝宝座，恢复了帝制。

由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倒回到帝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恐惧：“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

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

[30]并不是保皇主义的回忆和对旧王朝的依恋促使帝制的恢复，而是现实的阶级利益的需要。

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需要王冠，需要在王冠下实现自己的统治。

至于王冠没有戴在波旁王室或奥尔良王室的头上，而是为科西嘉人路易·波拿巴所篡夺，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

马克思把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变化，同对革命的下降路线的分析结合在一起。

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

到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再到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这种政治形式的变换不已，是阶级斗争借以进行的场所，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每种政治形式都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凝聚物。

马克思通过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使他先前提出的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找到了由市民社会向国家领域过渡的“中介”

。

马克思还通过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发展规律：

第一，官僚化和军事化。

资产阶级国家是在封建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进一步发展了专制君主制所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并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

例如在法国，在君主专制时代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并没有消灭这个官僚机器，相反还进一步官僚化和军事化，以便实现自己的统治。

如果没有军队、警察、监狱、官僚，没有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专政。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

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官僚化和军事化的必然趋势。

第二，限制议会权力，扩大行政权力。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议会起了进步的作用。

但当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后，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的形式。

它和行政权相结合，都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在法国二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制宪国民议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反对无产阶级，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目的。

但资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力量并不是议会，而是行政权力。

它的全部政策的实施和制定都是在政府内部进行的。

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规律，是尽量扩大行政权力，限制议会权力，力图把议会降低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和清谈馆。

例如在当时的法国，行政权力支配着50万以上的官吏，管制、控制、指挥、监视着整个社会，它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而议会只是依靠辩论生存的场所，尽管议员们“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

，实际上“非常无能”

。

为此，马克思批评了“议会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