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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国家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第4页）

例如马克思认为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危及中央集权制。

官僚政治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是还受封建制度累赘的一种低级的粗糙的形态。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35]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是以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是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制度。

再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绝不是全盘否定资产阶级国家在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中所积累的行政经验和管理经验。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又执行某种管理和干预经济的社会职能。

这两者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

阶级统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在管理中又体现着一定的阶级利益。

以往的一切国家都是这样。

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对于古代亚洲各国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经营河谷灌溉，注重水利的经济职能作了论述。

同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也必须执行某种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

无产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在加强自身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应该总结、分析和吸收以往的经验。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国家。

作为国家来说，它当然包括镇压职能，即对敌人的专政。

但镇压职能并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唯一职能，它必须执行经济职能和其他社会管理职能，以便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目的自身。

马克思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同时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36]

后来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归纳了自己从唯物史观角度对1848年革命所做的总结，并把它看作自己的独特贡献。

他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37]在这里，不仅从理论上初步纠正了《共产党宣言》中把以往一切历史都看成阶级斗争史的提法，强调阶级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内在联系，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和消亡的必然性，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当然应该巩固，这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但它不能依靠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机构的组织、权限和容量，也不是片面强化专政职能。

要科学地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运转的机制和功能，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高效率地发挥它的各种社会职能，以便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所谓政权即镇压之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国家观。

其实即使是剥削阶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暴力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时，针对当时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借助于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也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

[38]尽管当时欧洲没有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马克思的这个论点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