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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德央为谁不再唱歌（第9页）

二叔转业的时候，最开始是在市委秘书处，后来在市委组织部，现在已经在市卫生局干了两年多的局长了。

二婶一回来就在省博物馆工作，再没动过。

我爸爸说二叔：“你是越往前走，进的衙门越清闲呀。

秘书处是最忙的，即使当个副处长，也是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弹簧一样拧着；组织部的副部长，那就好些了，至少不用仰人鼻息；卫生部门当然更好，科教文卫嘛，总是排在最后的，老爷呆的地方呀。”

二叔就笑话爸爸：“你还在大学教什么书？赶紧弃教从政吧。

做个教授都有这么一套理论，真到了什么政策研究室，下去各区县走走，多听听多看看，要不了两年，还不就著作等身了？”

爸爸就笑：“我也只是耍耍嘴皮子，真做起事情来，还不得靠你们？我知道你这两年把个卫生局搞得轰轰烈烈，‘夕阳红就医卡’网点都办到我们学校门口了。”

爸爸这样说，是在夸二叔，也是在夸二婶。

我们都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二婶他们家的关系，二叔也不会有机会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去卫生局，干出那么多的实事。

当初很多人听说二叔去卫生局，还以为他犯了错误呢，安慰的电话都打到我们家了。

一年后看到上面那么多大领导带着大报大刊的记者下来，才知道他没有被贬；开全国两会的时候，“医改”

的话题铺天盖地，才知道一个政策在出台前，是经过“实弹演练”

的，并不只是在那么七八个方案里选一个那么简单。

二婶却一直默默地当着她的资料员，管弟弟也是她一个人的事情。

二叔一家回成都以后，和我们家往来最多。

我们家在成都，有外公、有舅舅、还有爸爸妈妈的同学。

可二叔在这里只有战友，二婶只有几个世叔，平常都不咋联系。

虽然之前只是通信和打电话，但毕竟兄弟情深，两家人住在一座城市里，见面的时候多了，很快就相处得很融洽。

不过，二叔有时候也会趁着加班单独来我们家，和爸爸妈妈谈论奶奶的事情。

二叔结婚后的第二年，奶奶去后面的望江楼上整理爷爷留下来的零碎东西，不知道看见了什么，在楼上跑来跑去地骂街，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而且因为站得高，骂声传得也很远。

这个意西尼玛领教过，我就不仔细说了。

要我仔细说，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们家的人，从来都不去听奶奶嚷嚷，不当她在说话，只当她在锻炼。

可那时候，估计奶奶病得没这么厉害，周围的人也还不熟悉，特别是那些租房子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赶紧跑到后面去看，听到她骂人，估计是很生气，就想上楼去劝她，可还没上楼，就听到“咔嚓”

一声，一块楼板断了。

奶奶被卡在楼板里，上不得下不得，两只攥紧的小拳头，还在捶着楼板继续骂。

租房子的人看见楼板那么不结实，也不敢上去，就去找居委会。

居委会的大爷大妈们站在楼下，讨论来讨论去，意见总也统一不了，主要是多数人鉴于几年前的教训，都不同意叫120和给我爸爸打电话。

后来不得已，民主集中，我奶奶才被110救下来，被120拉去了医院。

从此，奶奶的下半身就瘫痪了。

爸爸妈妈接到电话连夜赶回古城，想把奶奶接到成都，可奶奶不愿意，害怕她离开古城后，别人会抢我们家的房子。

不仅不去成都，她还很坚决地让爸爸赶紧回单位上班，更不许爸爸通知二叔回来。

奶奶说，他们要是再回来，她就一头撞死在床边的柜子上。

爸爸没有办法，只好请了奶奶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来照看她。

那个远房亲戚就是素珍阿姨。

她下了岗，正没事情做，爸爸给的工资又高，就来了。

奶奶硬气，从来不主动给我爸爸和二叔写信，就算回信，也是就事说事，从不多啰嗦一句。

早几年，爸爸不敢让二叔知道这件事情，后来二叔要带弟弟回家啊，瞒不住了，才不得不说。

和上次一样，二叔一路哭着回来，还是没有看到奶奶的好脸色，不过奶奶对弟弟好，看在弟弟的面上，没有和二叔多计较，只是不搭理他。

奶奶住的，是那种老式的架子床，一年四季都挂着蚊帐，床里有床头柜、有衣裳架子……你们要是去古城，在张飞庙左侧展厅里还能看到那样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