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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六 公元前177年前170年（第7页）

现在不猎取强敌，却去猎取田间的野猪；不与反叛的敌人搏斗，却去追捕圈养的兔子；贪图小乐趣，却不考虑大患；陛下的德政本可以远播西方，现在却只能影响几百里内，威严和政令不能施展，这是让人叹息流泪的第二件事。

“现在平民百姓的屋墙上都敢挂着皇帝的服饰图案，歌女戏子这样卑贱的人也能用皇后的服饰来打扮自己；陛下自己穿着黑色粗丝衣服，可富人家的墙壁却披着绣有花纹的丝绸；天子的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布料，平民家的侍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反常现象。

一百个人做衣服，都不够一个人穿，却想让天下人不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个人种地，十个人聚在一起吃，却想让天下人不挨饿，也是不可能的。

百姓饥寒交迫，却想让他们不做坏事，根本做不到。

这就是让人深深感慨的事。

“商鞅抛弃礼义，不顾仁爱恩德，一门心思追求进取；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

所以秦人家中富裕，儿子成年就分家；家境贫寒，儿子成年就去做上门女婿；儿子借给父亲农具，就摆出施恩的脸色；母亲拿一下扫帚，儿子就站在那责骂；儿媳抱着孩子喂奶，也和公公住在一起；婆媳关系不好，就反唇相讥；他们疼爱孩子、贪求利益，和禽兽没什么差别。

如今商鞅变法留下的不良习俗，还没有完全改变，人们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情况日益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一样。

人们一心追逐利益，根本不考虑行为是否得当；现在甚至有人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长。

可大臣们只把公文没有上报、公务没有按时完成当作大事，至于风俗衰败、世道败坏，却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了也不放在心上，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移风易俗，让天下人都向往正道，这可不是平庸的官吏能做到的。

平庸官吏所关注的，只是公文处理、钱财收支这些琐事，根本不懂治国的大局。

陛下自己也不为此担忧，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惋惜！

不如现在就制定制度，让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有等级差别，父子、六亲都能各得其所。

这样的制度一旦确定，国家就能世代安定，以后也有了遵循的准则；要是不制定制度，就像渡江过河却没有船桨和船舵，船行到江心遇到风浪，必然会翻船。

这也是让人深深感慨的事。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都传了几十代，秦朝的天子却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

人的本性相差不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长治久安，而秦朝却暴虐短促呢？原因很清楚。

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按照礼仪行事，官吏们穿戴整齐，在南郊举行祭祀，经过皇宫门楼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所以太子还是婴儿时，教育就己经开始了。

等太子稍微懂事，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赶走品行不端的人，不让太子看到不好的行为，还挑选天下正首、孝顺、博学、有道德学问的人来保护辅佐太子，和太子一起生活。

所以太子从出生就接触正确的事，听到正确的言论，践行正确的道路，身边都是正首的人。

和正首的人相处，就会变得正首，就像生长在齐国，自然会说齐国话；和不正首的人相处，就会变得不正首，就像生长在楚国，自然会说楚国话。

孔子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长期形成的习惯就像自然本能一样。

’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所以做事合乎规范而不愧疚；教化与心灵融合，所以遵循正道就像天性使然。

夏、商、周三代能够长治久安，就是因为他们在辅佐太子方面有这样完备的措施。

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如何砍头、割鼻，就是如何灭人三族。

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杀百姓，把忠诚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随意。

难道是胡亥本性恶劣吗？是因为教导他的方法不对啊。

俗话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

’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从它的历史中就能看出来；要是不引以为戒，后面的车也会翻。

天下的命运，维系在太子身上，太子贤能的关键，在于尽早进行教育和选好辅佐的人。

在太子思想还没有受到不良影响时就进行教育，就容易收到成效；让太子明白治国之道和道德礼仪的要旨，这是教育的功效；至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就靠身边的人了。

胡人、越人刚出生时，哭声相同，喜好也没什么不同；等他们长大后，风俗习惯却完全不同，就算经过多次翻译也无法沟通，有的甚至到死都无法相互理解，这就是教育和习惯的作用。

所以我说，选好太子身边的人，尽早进行教育，是最紧迫的事。

教育得法，太子身边的人正首，太子就会正首；太子正首，天下就能安定。

《尚书》说：‘天子一人有善行，天下百姓都能受益。

’这是当下最紧要的事务。

普通人的智慧，往往只能看到己经发生的事，却预见不了将要发生的事。

礼义能在恶行尚未发生时就加以禁止，而法律只能在恶行发生之后进行惩处。

所以，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的价值却难以被人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