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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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话，不敢怠慢，急忙找了一部手抄本，派专人给女兆文元送去了。

10月14日下午，女兆文元又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的‘内参’所反映的那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书送来了。

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茅主席的格命路线。

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很多人。

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

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

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

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当时的“4人帮”

正在积极推动劈州公、劈当代大儒的热潮，而《第二次握手》中却正面歌颂了州恩来，后人推测正是这一点成了女兆文元要追查这部手抄本的真实原因。

接到女兆文元的指示后，报社方面把有关内容向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口头传达，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

，接着，新花社在内部刊物上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报道了小说的传抄及流传情况，并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

，“欺骗性很大，流毒甚广”

。

而北京市公安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清查，也终于查到了作者在湖南。

随后便给湖南省公安厅发去了公函：“遵照女兆文元同志劈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在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青弓长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湖南省公安厅收到公函后，报省委常委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将作者弓长扬逮捕，当时他还是个在浏阳下乡的知识青年。

顾志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里已经基本判定这是一宗“4人帮”

掌权期间酿成的大冤案。

如果作者是被当成现行反格命逮捕的话，一定是凶多吉少。

但当顾志成追问作者是否已被判刑，现在身处何地，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表示一无所知。

心急如焚的顾志成决定亲自赶赴湖南调查作者弓长扬的下落。

如果弓长扬和手抄本都没问题的话，她想在报纸的文艺版上全文连载这部流传甚广的手抄本，这一大胆的设想不但得到了报社领导王石等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作为兄弟单位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响应。

“潜伏”

湖南调查

1978年12月16日，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邝夏渝来到了长沙。

因为这两位记者来自中央大报，又直接是□□的下属，起初湖南省公安厅他们特别热情，中午带她们到食堂，没有粮票也管饭，住宿也安排在湖南省委招待所的高级标准间里，但高规格的接待仅仅持续了一天。

第二天，当顾志成表示这部手抄本不是一部坏书，希望湖南省尽早为作者萍反时，公安厅的官员就恼火了，一再强调，此案早已定性，作者弓长扬也早已决定要杀，因为他不光是写了一本反动小说，还反对茅主席，反对贫下中农，打死了我们的公安员。

结果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晚上，当顾志成回到省委招待所住宿时，服务员竟然面无表情地说：北京记者同志，我们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我们这儿要接待别人，你们另外找地方住吧。

无奈之下，两位女记者又找到了另一家条件很差的旅馆，在4人房里住了一晚上后，又被服务员赶了出来，说接到上面通知，不能接待。

这下顾志成火了，又返回省公安厅黄处长那里讨说法，但黄处长矢口否认是故意为难她们，最后还向她们推荐了一个新住处，省工会接待站。

等顾志成她们到接待站一看就傻眼了。

这那里是什么旅馆啊，简直像个楠民营，什么上仿的、错判右哌的、被赶下乡的小商小贩要求萍反的、探监的、告状的各色人等都有，而住的地方就是个大仓库，地上一点装修都没有，就是泥土地，铺是三十多个人挤在一屋的大通铺，屋子里没有厕所，只有两个大尿桶，因为顾志成她们去得晚，就只能睡在□□桶的铺旁边。

这两个尿桶就放在她们床头，把她们熏得晕头转向。

更难奈的是12月的长沙阴湿寒冷，顾志成她们缩成一团还冻得难以入睡。

好容易熬到天亮，想找个洗脸的地方都没有。

顾志成这时彻底明白了，她们已经被湖南省有关部门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到了驱逐。

但是让顾志成气愤的是，对方并不明说，而是采取软整的方式想把记者逼走。

当顾志成咬紧牙关再次来到省公安厅想继续采访时，不料门房都不让她们进了，再找湖南省委，省委更是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