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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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美国华埠（第2页）

孙先生是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街头演说。

头顶飘扬着国民党的党旗，他就站在人行道上向围集他四周的人演说。

孙先生非常了解一般人的心理，总是尽量选用通俗平易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思想。

他会故意地问：“什么叫革命？”

“革命就是打倒满洲佬。”

听众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因此就跟着喊打倒满洲佬。

接着他就用极浅近的话解释，为什么必须打倒满洲佬，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以后他的计划怎么样，老百姓在新政府下可以享受什么好处等等。

在开始讲话以前，他总先估量一下他的听众，然后选择适当的题目，临时决定适当的讲话的方式，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

他能自始至终把握听众的注意力。

他也随时愿意发表演说，因为他有惊人的演说天才。

孙中山先生对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对于祖国和人民有热烈的爱，对于建立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有深邃的见解。

这一切的一切，使他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无可置辩的领袖。

他常常到南部各州东部各州去旅行，有时又到欧洲，但是经常要回到旧金山来，每次回到旧金山，我和刘麻哥就去看他。

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大概晚上八点钟左右，孙先生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着一顶常礼帽，到了《大同日报》的编辑部。

他似乎很快乐，但是很镇静。

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据他从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很顺利，计划在武汉起义的一群人已经完成布署，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两天以后，消息传至旧金山，武昌已经爆发革命了。

这就是辛亥年十月十日的武汉革命，接着满清政府被推翻，这一天也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在孙先生的指导之下，我和刘麻哥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

开始时我们两人轮流隔日撰写。

我们一方面在加大读书，一方面为报纸写社论，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赶写第二天早上见报的文章。

大学的功课绝不轻松，我们，尤其是我，深感这种额外工作负担之重。

成功以后，刘麻哥回国了，我只好独立承当每日社论的重任。

我虽然深深关切祖国的前途，但是这种身不由己的经常写作，终于扼杀了我一切写作的兴趣。

我一直在无休无止的压力下工作，而且仓促成文，作品的素质日见低落，而且养成散漫而匆促的思想习惯，用字也无暇推敲。

有时思想阻滞，如同阻塞了的水管里的水滴，但是笔头的字还是像一群漫无目的的流浪者涌到纸上。

我对于这些不速之客实在生气，但是我还是由它们去了，因为它们至少可以填满空白。

最初担任这份工作时，对于写作的确非常有兴趣，字斟句酌，务求至当。

这情形很像选择适当的钱币，使它能投进自动售货机的放钱口。

如果你匆匆忙忙希望把一大把钱币同时挤进放钱口，机器自然就阻塞了，多余的钱怎也放不进去，结果就散落一地。

一个人不得不在匆忙中写文章，情形就是这样，结果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文字浪费的篇幅。

一九一二年毕业后，我终于放弃了这份工作，心里感到很轻松。

从此以后我一直怕写文章，很像美国小学生怕用拉丁文作文一样。

工作如果成为苦差，并且必须在匆忙中完成，这种工作绝无好成绩。

这样养成的坏习惯后来很难矫正。

在我四年的大学时期里，约有五万华侨集中在西海岸的各城市，包括萨克拉孟多、旧金山、屋仑、圣多树、洛杉矶等，另外还有零星的小群华侨和个人散布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

华侨集中的区域就叫唐人街或中国城，也称华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