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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吃饭（第4页）

，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

到了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出了“有饭大家吃”

的话。

这真是“菩萨”

心肠，可是当时只当作笑话。

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

然而到了那时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

难得的倒是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

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

字路，走向现代化了。

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在要求“有饭大家吃”

。

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始了集体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出了吃饭是天赋人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

然而这还只是刚起头。

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

“匮乏”

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

这就加强了人民的吃饭权，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

，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同了。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

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

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

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

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

的口号。

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好得多；这是集体的要求，集体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乱了。

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上海《大公报》，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