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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第1页）

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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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平兄：

十月四日得九月廿九日来信后，即于五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

人间的纠葛真多，兼士直到现在，未在应聘书上签名，前几天便拟于国学研究院成立会一开毕，便往北京去，因为那边也有许多事待他料理。

玉堂大不以为然，而兼士却非去不可。

我便从中调和，先令兼士在应聘书上签名，然后请假到北京去一趟，年内再来厦门一次，算是在此半年，兼士有些可以了，玉堂又坚执不允，非他在此整半年不可。

我只好退开。

过了两天，玉堂也可以了，大约也觉得除此更无别路了罢。

现在此事只要经校长允许后，便要告一结束了。

兼士大约十五左右动身，闻先将赴粤一看，再向上海。

伏园恐怕也同行，至是否便即在粤，抑接洽之后，仍回厦门一次，则不得而知。

孟余请他是办副刊，他已经答应了，但何时办起，则似未定。

据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豫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

了。

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教我如何劝得他。

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

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

当开会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

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伏着，一一选出。

及至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寻校役也寻不到，于是只得二人陈列，高处则须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

弄至中途，白果又硬将孙伏园叫去了，因为他是“襄理”

（玉堂的），有叫孙伏园去之权力。

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他已喝了一点酒，这回跳上跳下，晚上就大吐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