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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第2页）

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3]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4]，改正朔[5]，易服色[6]，受命于穆清[7]，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8]，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léi绁xiè，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9]曰：“夫《诗》《书》隐约[10]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yǒu里[11]，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12]膑[13]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