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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山水画论建立的两个步骤（第6页）

与“造化”

也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

简单地说，“造化”

即自然，“生活”

则是为创造“典型性”

进而做主题性创作而搜集的素材。

虽然无论“造化”

还是“生活”

都是所见加所思，但前者思自然之理，后者则思如何体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前者见自然之形，后者则见自然中的“人民”

！

山水画不再是“澄怀观道”

，而是按照西画主题性绘画准则体现出歌颂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之类的“大”

主题，自然（山水）更多起到一个环境的作用——这个导向决定了新山水画和新山水画论的确立。

与“深入生活”

相连的概念当然是“写生”

，它成为山水画家创作准备期的唯一出路，即艾青所谓“画人必须画活人，画山水必须画真的山河”

，否则不可能创作出符合标准的作品。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临摹”

的批判，如艾青所言，“必须以对实物的描写来代替临摹，作为中国画学习的基本课程，因为临摹不能获得描写劳动人民及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美术所需题材的能力”

[23]，与“临摹”

相关的皴法、描法等所有程式因无法与新题材合辙而遭唾弃，一时间画家们避之唯恐不及，这不仅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画的学习方法，还令山水画家在一段时期内无计可施、无所适从，导致山水画发展的阶段性停顿。

1953年国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系统建设社会主义。

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举行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了过渡时期文化艺术的方针任务，其中有“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的内容。

大约在此前后，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化发展方向开始由“普及”

逐步调整到“提高”

，这是决定中国画再度活跃起来的根本因素。

作为美术发展轴心的学院教育于1955年6月6日—1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艺术教育行政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目前艺术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

是调整、整顿、提高质量及稳步发展——整个美术界“提高”

的方向得以再度确认。

中国画界的复苏约从1953年7月31日—8月13日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一届展览会开始，展览和讨论越来越频繁，出现了“全国国画展”

那样动辄几百件甚至上千件的大展，也有以“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览会”

（1953年9月19日—10月15日，北京北海公园）、“石鲁、赵望云旅埃写生展”

（1956年11月10日，北京）、“黄胄速写展览”

（1957年4月16日—27日，中央美术学院）、“关良教授画展”

（1957年5月2日—12日，北京美术展览馆）等为代表的诸多个展、联展；同时，以故宫博物院为首的全国博物馆、美术展馆举办了很多古近绘画展，极大促进了对中国画传统的重新重视；而诸如国画创作问题座谈会（1953年9月18日杭州美协）、山水画创作问题讨论会（1954年2月23日中国美协）、黄山写生座谈会（1954年6月9日中国美协创作委员会国画组）、国画写生问题座谈会（1955年12月19日中央美术学院）之类有关中国画创作的座谈会更是不胜枚举。

[2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度被批判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