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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回音 一位美术爱好者与新中国19591962年的美术出版事业（第5页）

这一张八开的两面印刷的小报，经过多天的紧张刻写，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和同志们见面了。

今后，我一定在广大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利用这个阵地，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紧跟党的政策，使小报成为‘**’中的掌握斗争大方向的武器，和同志们在一起把小报办好。”

1966年12月29日，他又写道：“早晨六点三十分，我打开收音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里，广播了我国昨天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为这个消息所鼓舞，连脸也没顾得洗，便跑到厂里利用《红卫战地》号外的形式，以‘特好喜讯’为题，刻写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并在七点多钟印好了二百来张。

在同志们正上班的时候，我把这些号外送到同志们的手里，让同志们为这一特好喜讯，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的丰硕成果而感到自豪，而受到鼓舞。”

孟金生先生对美术的爱好还表现在对其儿子的培养上，按其1985年8月20日所作的一首诗可知，他的两个儿子都曾学习绘画。

该诗称：

重游龙兴寺

曾携妻儿游常山，日月如流又十年。

当初双子乳臭湿，如今两儿筋骨健。

尚记阶前觅蜗牛，欣看阁后写佛殿。

望子成龙父母心，丹青国里勇登攀。

一九八五年八月廿日正定大佛寺

另外，在孟金生先生1959年至1962年所购这批美术图书中，还可发现他与众不同的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情怀。

当时他没有购买市面上流通的一些专门为美术教师或工人、农民等业余美术爱好者及中小学美术教育服务的图书，而是选择了这些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书籍作为入门书，这就使他得以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介入美术工作。

他所购置的图书，大都留有明确的购买时间，很多图书都是甫一面世，便立即购得，时间不超半年，充分展示了其美术热忱。

除了从新华书店购买新出版的图书之外，他还常常光顾古旧书店，如在一本民国期间刊行的图书中，他记录称：“1961年7月1日购于石家庄古旧书店。”

在另一本于非闇先生所著的《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扉页上，他写道：“据《北京晚报》载，于非闇先生因癌症经治无效，于今晨在京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购此书表达对国画家于先生志念。

1959.7.3于石家庄市。”

所以，从这些图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美术爱好者的美术追求，还可以看到当时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

最后，还需提及的一点是，孟金生先生的这批藏书也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当代美术史的书写提供了借鉴。

按其所购图书，虽然大部分图书的作者生平皆有据可查，但也有个别作者因种种原因未留下足够的信息，成为隐没的美术史学者。

如何乐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不仅出版了《韩幹　戴嵩》（1961），还出版了《明刊名山图版画集》（1958）、《徐渭》（1959）、《王维》（1959）、《阎立德与阎立本》（1960）、《西湖史话》（1962）等一系列著述，是当代美术图书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现在很难检索到其个人信息。

作为一个离我们当下尚不久远的历史人物，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将其渐已模糊的形象重新勾勒得更为清晰一些，以备后人的进一步探讨。

就此而言，孟金生先生的藏书，无疑为我们当代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1]孟金生（1936—1996），字祥镇，生于北京。

1943年9月至1950年7月分别在北京青龙桥中心小学和燕京大学附中就读，1950年随家人迁至石家庄，并就读于石家庄第二中学。

1953年毕业后入职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任书记员，1956年5月调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任书记员。

在法院工作期间曾在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1958年4月被错划为“右派”

，调离法院到石家庄市农业机械厂任工会干事，1970年5月调至国营华北机械厂学校总务处负责后勤工作。

1979年桥西区人民法院对其“右派”

的划定予以纠正。

[2]温肇桐编：《美术理论书目（1949—197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2页。

[3]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编：《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油画卷）（1949—200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