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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题材美术图像建构的历史（第6页）

虽然党史题材美术图像并未完全按照时序同步生成，但当我们把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党史画以党史百年的时间轴排序时，也便构成了百年党史的图像志。

这里所谓的“图像志”

，既是指这些历史画按照百年党史发生的时间轴进行的编年体排列，由此形成图志；也是指这些图像所呈现的党史内容因不同创作年代和不同作者的艺术创作而形成某种可进行阐释研究的图像学寓意。

[11]因为这些作品既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对历史题材进行的主题提炼，因而画面对历史瞬间的表达并非历史现场的机械再现，而是蕴含了艺术家及艺术家所代表的群体和时代对历史的一种思想性的审美判断。

英国19世纪著名美术史学者约翰·拉斯金曾经说：“伟大的民族以三部书合成其自传：行为之书、言论之书和艺术之书。

欲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两部为基础，但尤以艺术之书最值得信赖。”

[12]党史百年历史画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呈现的不可替代的真实性也在这里，因为艺术创作的真实永远存储在这些图像之中，成为超越时代的思想凝固。

2021年8月6日于北京

[1]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黄镇，投奔革命后，被任命为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文化娱乐科科长。

长征期间，他画了大量的壁画、宣传画及速写，尤其是长征途中现场绘制的红军速写，后以《西行漫画》结集出版。

[2]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初名。

1950年3月7日，经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批准，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同年7月2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国立革命博物馆改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于8月6日更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8月24日，经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3]《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会议记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4]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1年《中国共产党卅周年纪念展览会美术作品部分征集办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5]李冠燕：《红色年代的经典图像——以国家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第31—36页。

[6]《中国革命博物馆1958年至1961年工作总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7]李冠燕：《红色年代的经典图像——以国家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第59页。

[8]姜少华：《更好地塑造革命军人形象——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

》，《美术》1958年第2期。

[9]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听取图博口领导小组的汇报会议上对革命博物馆筹备“廿八年党史陈列”

的设想时，指示：“搞廿八年，几个阶段，一条红线。”

“搞廿八年，《毛泽东选集》四卷可以作为依据，你们搞搞看。”

见《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博物馆陈列工作的指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10]《全国美展简报》（第一期），1977年9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11]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一书的导言《图像志和图像学》中，对于“图像志”

（iography）与“图像学”

（iology）概念进行了界定。

他指出，“图像志”

是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它关心的是与艺术作品的形式相对的作品的题材或意义，它往往是一种纯描述性的，而且常常是资料统计式的方法。

在界定“图像学”

时，他指出，凡是在不孤立地使用图像志，而是把它和某种别的方法，如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或批评论的方法结合起来以解释艺术中的难解之谜的地方，就应该复兴“图像学”

这个词。

[12]JohnRuskin，quotedihClark，Civilization：APersoheBritishBroadgCorporationandJohnMurray，1969，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