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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犋变工队 马歇尔背后的画（第10页）

与延安木刻的现代性》，《读书》2005年第8期。

[3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互助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3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

[3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页。

[37]詹武、云天：《劳动互助的一些经验》，《解放日报》1945年3月7日。

[38]譬如安塞魏家塔的大变工队规模就比较罕见，包括42名劳动力和20头牛，但在实际生产中，这个大变工队则被分为5个小组进行生产。

《安塞魏家塔群众组成大变工队》，《解放日报》1943年4月23日。

[39]路易·艾黎：《“工合”

运动记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3页。

[4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

[42]G.斯坦因：《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43]1944年5月20日胡一川日记，《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页。

[44]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45]福尔曼将这批木刻礼物带回美国，后捐赠给纽约公共图书馆。

[46]1944年7月1日胡一川日记，《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374页。

[47]1944年9月24日彼得金日记，威尔伯·J.彼得金：《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袁西玲译，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48]1994年，达菲夫妇将这批木刻捐赠给了罗德岛艺术学院博物馆。

参见RISDMuseum，RetAs：IndDiverse，Feb.18，2000-Apr.16，2000，p.7.2018年，韩伦的子女将他保存多年的木刻套装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

参见《鲁艺木刻选》，《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3期。

[49]参见俞子林、陆祖耀：《延安拓本〈鲁艺周年纪念木刻选集〉在上海发现》，《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4期。

[50]譬如，在1942年5月1日军委会致教育部密电中，“民族文化”

建设就被作为针对共产主义的一项重要文化策略而强调出来，参见《军委会关于实施当前之文化政策与宣传原则致教育部密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谈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求其常的……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三青团平津支团部1946年版，第51-52页。

尽管中共也提倡文艺“民族化”

，但与国民党所界定的“民族文化”

相比却有根本差异。

中共倡导的“民族化”

，是建立在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主要含义是民间化和大众化。

[51]参见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

[52]蒋中正：《中国之命运》，第6页。

[53]爱泼斯坦：《作为武器的艺术：中国木刻》，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5日。

[54]鲁迅：《新俄画选小引》，朝花社编：《新俄画选》，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页。

[55]鲁迅：《鲁迅致李桦的信》（1935年6月16日），齐凤阁主编：《20世纪中国版画文献》，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