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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理论问题（第3页）

努力挖掘事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二哥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凸显出他深邃的思想与深刻的洞察力。

1980年11月24日，二哥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听了一个关于安徽凤阳农村的调查报告。

凤阳这个地方历来很穷，经过十年动乱就更穷了，但自从执行了党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年来靠国家救济粮生活的农民不但不再需要救济，反而开始向国家卖余粮了；外出逃荒的人不再逃荒而安心搞生产了，穷的变富了。

总之，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在迅速地改变着。

这些事实生动地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农村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真使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听了这个生动的报告之后，还体会到下面三个问题。

一、要真正解放思想，把摆在群众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统统搬掉，这样群众向前迈进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群众是向往美好生活、向往光明前途的。

为了美好的生活，为了光明的前途，他们不惜花费艰苦的劳动。

因此，我们必须在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其实是把大多数群众的前进方向汇集在一起）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带领他们向一切生活和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我们要帮助他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为他们把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搬掉。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可是我们过去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不但把农民的方向搞糊涂了，不但没有为他们搬掉原有的障碍，反而人为地给他们增加了新的障碍（比如“一平二调”

“一大二公”

，等等）。

既然你把群众前进的道路堵住了，这就必然严重地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必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牢记这个惨痛的教训。

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要讲群众的物质利益，而不能追求符合某些不科学的、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原则。

报告中讲到，有些地方的队、社、县干部根据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实行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立即遭到了习惯势力的反对。

什么不符合中央某某精神呀，什么走回头路呀，什么中央没有说过呀，等等。

之所以有这种非议，就是因为有些同志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更谈不上研究；他们既没真正理解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实质，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味地遵循习惯和教条。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让人民获得巨大物质利益的事业。

这是我们这个事业的实质，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实质。

中央的指示精神也是服从这个实质的，只要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的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有的人总习惯于等现成的中央指示。

须知，中央的任何指示都是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产生出来的，是来源于下面、来源于基层的经验总结。

如果大家谁都不去为中央提供可产生有经验借鉴的实践活动，都等中央的指示，这岂不等于把中央指示当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不论就全国来说还是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来说，党的政策必须反映、必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当然，讲人民的利益，必须同时兼顾人民的眼前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兼顾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但只要是切实遵循为人民谋利益这个原则，上述两种矛盾就不难解决。

那些一味追求简单符合教条、符合某些抽象原则的人，正是忘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根本点。

他们就不能从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根本实际出发。

说穿了，在有些人的头脑里装的并非上面那两个兼顾的矛盾，也并非下面的具体做法与中央上级指示的矛盾，他们头脑里装的实际是人民的利益与其个人利益的矛盾、人民的意志和他那僵化了的个人意志的矛盾。

三、现在的许多措施都在不同程度地调动着群众的积极性，应该研究为什么这些措施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找出理论根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厂矿企业都采取了一些物质奖励措施，这些奖励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

但我们对为什么这些物质奖励措施能够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它与群众的积极性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缺乏研究。

不知是没有意识到呢，还是有意回避。

多年以来，我们只提政治思想工作，只提改造思想、思想革命化，可是政治思想工作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它现在是什么现状？它能否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怎样才能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思想革命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怎样才能实现革命化？革命化的标准是什么？它与人们的各种生活实际是一种什么关系？改造思想（也包括改造世界观）是怎么个改造法？人们的积极性是怎样产生的？它与什么有关联？怎样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等等。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缺乏认真的研究，缺乏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