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七命运抗争（第3页）

“于”

分别是指罗孝武先生、于少鹏先生。

他们两位都是二哥的兄长、老领导。

罗孝武先生在二哥1969年入伍时担任区队长；于少鹏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1968年入伍，曾和夫人一起多次去三〇二医院看望二哥。

部队领导对二哥的学识才干、工作能力是高度认可的，尽管二哥生病住院，但组织上仍然于1982年2月对他的工作给予新的任命，赋予他更重要的职责。

二哥的新搭档在信中热情地鼓励他，祝愿他早日归队，共同携手开创工作新局面。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很快就会康复的，然而事情并如所愿。

二哥发病时，二嫂刚刚怀孕。

身为医务工作者的她对此考虑得更为谨慎周全，最终决定终止妊娠。

二哥的病情反反复复，1982年5月，因为黄疸高，医院再次下发病危通知。

经医院精心救治，病情得以稳定，1983年春节前他出院了。

二嫂单位的领导、同事在二哥生病期间也给予了热心的帮助。

一些紧缺的药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为他找来。

二哥出院前，二嫂单位特地为他们调整出一间集体宿舍，方便二嫂照顾他。

在二哥生病住院期间，二嫂作为妻子、一名医务人员，给了他极大的关怀温暖，她的作用是其他人无可替代的。

为了照顾二哥，二嫂付出了很多，非常辛苦。

假如二嫂不是医务人员，情况可能会更严重。

但二哥出院不久，病情复发。

1983年7月，他再一次住进三〇二医院。

因为黄疸高，医院第三次下发病危通知，医院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抢救，病情才趋于稳定。

所有的亲人、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关心、鼓励二哥。

1984年，有一段时间二哥的病情非常危急，急需注射人血白蛋白。

但此药国内没有生产，全部是进口，市场紧缺。

雷燕通过她在天津医药管理局的亲戚，搞到4支。

当天，杨广宁去火车站接到用保温杯包裹的药品，然后坐公交车前往三〇二医院，将这4支人血白蛋白交到了二嫂手中。

1984年7月，因二哥长时间无法到岗履职，为保证部队工作正常开展，组织上不得不将他的岗位进行了调整。

1984年春天，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不幸患肝病，在秋天时住进地坛医院。

我是在感到身体特别疲倦乏累后去医院检查的，确诊后即向单位告假回家休息。

晚上，父母下班回来，我对他们说了我的情况。

想着二哥这几年生病，父母处在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忧愁中，自己无力替父母分忧，反而又给他们添了新的负担，他们是多么不容易，我感到对不起父母，因而我说着说着就哭了。

母亲抚摸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不要想这么多，你安心在家养病就好。”

父母白天上班，早上他们会把午饭提前给我做出来。

母亲经常会问我想吃些什么。

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我对母亲说，我想吃蛋卷冰激凌，母亲让父亲买。

晚上父亲回到家时，我看到的是鸡蛋卷，而不是蛋卷冰激凌，母亲知道后，还说了父亲。

1984年12月，二哥因为输液反应，医院第四次发出病危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