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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1页）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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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我们的文明演进史，跟其他文明的差别在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半封闭性使得农牧文化的争夺、对灌溉农业区的入驻，都不及其他文明历史的惨烈。

尽管“靖康之耻”

“崖山之后”

“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

等都直陈汉民族的苦难，但这些苦难跟其他原生文明遭受灭绝的命运相比，还是相当侥幸的了。

尤其是，周边族群入主汉文化区，几乎没有摧毁过汉语文化，反而多为汉民族文化所同化。

我们以此回看汉语言文字的混合性、复合性，可以说，正是这些四夷居中国的轮替，赋予了汉民族语言文字的活力。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一天下观到宋元之后发生了变化，汉语世界从四夷汲取能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相比于宋元之后汉语世界的变迁，此前的汉语发展史，反而像是内部的修补平衡，那些来自东南西北的力量反而成了汉语血缘的一部分。

汉语言文字的这一混合、复合特征导致它具有普世的魅力和价值。

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文化，朝鲜半岛文化，越南文化，琉球文化，汉字是东亚各国的共同资产。

当代学者蔡孟翰认为，汉语文言文曾经长期是东亚的学术思想外交语言，是东亚地区的“雅言”

，朝贡国家体系中的东亚各国除拥有本土立场外，还拥有汉字这个“斯文”

的公共空间；直到近代，东亚各国在现代过程中，汉语文言文仍是它们传播民族主义的工具。

因此，说汉语言文字具有天下性应可成立，即使在现代性的审慎视野里，它也具足东亚性。

跟四夷居中国参与汉语言文字的生成相比，汉唐佛法传入对汉语的参赞、元明清基督世界对汉语的参赞反而切近鲜明，让人记忆犹新。

四夷居中国，使汉语在大陆中国一统独大，汉语对周边地区具有当然的协从罗致能力。

这一格局奠定后，汉语就需要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的互动和打磨。

由此，汉语文字区以地望东亚而居东方，北极和南洋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它能够接受的，乃是与来自更大地理空间的文化中心的互动，如印度文化、如希腊希伯来的西方文化。

外来文化参与汉语言文字的演进是汉语的生机所在，就连汉字引为骄傲的声调，也有外来文化的功劳。

公元489年，即永明七年，在南齐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竟陵王子良大集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大事”

。

中国人从印度梵文字母中受益不止一时，在永明年间算是开花结实，当时人相当于召开了一个“中印联合审音会议”

，决定了汉字“平、上、去、入”

四声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