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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修复者 The Repairer of Reputations（第2页）

这也让整个国家大大松了一口气。

在宗教国民大会之后，偏见和狭隘被埋入坟墓，善良和仁慈开始将纷争不断的各教派团结在一起。

许多人认为新的千年终于到来了，至少在他们的美洲新世界里是这样。

毕竟，这块大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对于美国而言，自我保全成为了立国的首要律法。

但这也让合众国只能满怀歉意，却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在无政府的混乱中痛苦挣扎。

而高踞于高加索山脉上的俄国则伸出自己的利爪，将它们逐一攫取。

纽约市在1899年夏天的标志性事件是高架铁路的拆除。

1900年的夏天作为一个周期的结束，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中。

道奇雕像在那一年被移走了。

随后的冬季，人们开始鼓动废除自杀禁令。

这一活动在1920年4月取得了最终成果。

当时的华盛顿广场上设立了第一家政府开办的死亡屋。

那天我从麦迪逊大街上阿切尔医生的家中走出来——这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

自从四年前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就时常会感到脑后和脖颈疼痛难忍。

不过现在这些痛楚已经离开我有几个月之久了。

医生送我出来的时候说我已经不需要再治疗。

这样一句话根本不值得我付给他的诊费，这一点我也知道。

但我还是丝毫不吝于这笔钱。

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他最初犯的错误。

当时我躺倒在硬质地面上，失去了知觉。

人们把我抬起来。

有人好心地用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马的头颅。

我被送到了阿切尔医生那里。

他宣布我的大脑受到了影响，将我安置在他的私人精神病院里，迫使我作为一名精神失常者接受治疗。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认为我一切正常。

我当然知道我的脑子一直都像他的一样好，或者可能比他的更好。

他却只是开玩笑地说我是“为他付了学费”

。

在离开精神病院的时候，我微笑着告诉他，我会和他算这笔账。

他却由衷地大笑起来，并请我隔段时间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照做了，并希望能够有机会把这笔账结清。

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机会。

我告诉他，我会等下去的。

我很幸运，从马背跌落并没有给我留下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这次事故反而彻底改变了我，让我的性格变得更好了。

我不再是一个懒散的城镇青年，而是变得积极主动、精力旺盛、懂得自我节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点的确远比其他方面更重要——我变得雄心勃勃。

现在只有一件事仍然让我感到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