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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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亲友（第8页）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

（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

（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

，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

）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