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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梁生怕礼义廉耻被洗劫一空（第5页）

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

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字公度，别号入境庐主人，举人出身；历任驻日本公使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公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遭弹劾，被扣留上海洋务局，清政府允其回乡闲居；他还是著名诗人，著有《入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

黄是位被誉为“器识远大，办事精细”

的进步人士，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称其宣传立宪事业是：“茫茫后路，耿耿寸衷。

忍泪吞声，郁郁谁语。

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于吾前也……我公努力努力，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

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速矣。”

郭沫若在其《少年时代》称：

梁任公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

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残垒作战。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是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二十岁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梁启超由民权的启蒙，转向君主宪政的启蒙，固然功不可没。

但康梁他们与孙黄他们之间的斗争成败胜负，有目共睹。

当初《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结果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占了上风，为推翻帝制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开辟了战斗的方向。

而梁启超代表的改良派则深深地阻碍、并拖延了民主共和国的到来，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今后民主共和的再创。

这却是作为黄遵宪与郭沫若所未能洞悉的，他们和所有崇拜梁启超的人一样，只看到了他的文字的魅力及其不切实际的思想启蒙的一面。

而梁启超自己与康有为，直至改良的屡次失败，仍然做着没落政府的立宪美梦，没有放弃过他们对革命党人的鄙视。

诚然，革命党人采取暗杀官员的恐怖手段，也不足取。

人类要民主的进步，总是要让文明来落脚才算是光明进步的事业。

单凭刺杀几个反动官吏，不但推翻不了反动统治，动摇不了它的社会基础，相反会把人们引向无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方向去，这对建立未来的新社会——中华民国，并无好处，从以后发生的陶成章被杀案、宋教仁被杀案等，都有历史上的前因。

而且，就改良派来说，他们也有不光明正大的一面，当初在改革受阻时，改良派居然也有图谋“围园杀后”

故事，而这事本身也就有悖“礼义廉耻”

，因而自食苦果。

导致残酷的报应。

康、梁的创伤与孙中山不一样，孙中山是腹背受敌，被同志误解，被政敌中伤。

这两位广东老乡在东京受到不同的打击。

但，都能走出去，重振雄风。

孙几乎放弃《民报》，另辟蹊径，实行武装起义的宣传；梁则放弃《新民丛报》转向呼吁宪政的“政闻社”

，尽管他在日本遭到来自革命党张继他们的围攻，仍然坚持他的反革命信念。

他的“政闻社”

的影响迅速发展，在国内其他地方，许多立宪派的学生仿效政闻社在各省地组织了不少团体，他设任上海的机关刊物《政论》月刊发行量很大，超过任何刊物。

政闻社，在为国内的立宪运动推波助澜。

宪政的**随之而来，且跌宕起伏，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