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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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1页）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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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有限，我只得省略后面的讨论。

我希望说明的一点，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文艺技术始终在书卷之外得以发展。

书籍不过是记录的媒介而已。

当我们再没有其他途径探本溯源时，才能求助于书籍。

“话”

（hanashi，说话、故事之意）这一日语在古代词典中是没有的，这似乎意味着古人讲故事或说书的样式与现在大有不同。

直到兵革互兴的时代，能言善辩的人们才活跃于世。

诸如“咄”

“噺”

（hanashi，同“话”

）等新字出现并流行的时代，可以说是讲说技巧取得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

当然，技术进步了，内容还是需要靠外部的自然供应，即人变得会讲了，但却又没什么可讲了。

于是就有了热心的探索和有些勉强的变形，正如近代说唱艺人一样。

由“御咄众”

讲述的所谓“武边咄”

已经不时兴了[1]，人们又开始改订一些新颖的国外小说了。

捏造、虚构，这些都反映出与之相应的社会需求。

为了寻找拉家常的新的话题，人们到诸国各地收集各种起源传说，这是一个多么幸福无比的太平盛世。

而从听众的角度看，这些故事传说总比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无关的、明显改订旧版本的东西要好得多。

和今天的读者相比，过去的读者更是独立自主的，至少是“国民主义”

的。

几百年间日本人每逢春节都要看苏我氏的舞台剧，由此看来，每一位作者都是努力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的。

有些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和今天的东京一样，过去在京都也有一种专门出售故事传说的书店[2]。

引发我兴趣的，便是那些总管等人所具有的鉴定能力，以及挑选图书向全国出货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