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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唐格的性质问题（第1页）

第三节唐格的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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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唐尚书六部二十四司的格条做了初步梳理。

可以看出，“格”

对中央诸司机构的行政规章制度及相应官员的行为规范作了规定和说明。

这些内容既有《唐六典》“禁违正邪”

的规定，也有“正刑定罪”

的条文，还有诸司机构的管理法规。

而在这些法规的背后，始终体现着李唐王朝的政治制度。

《新唐书》卷56《刑法志》曰：“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

，或许是更好的总结和概括。

我们知道，格来源于帝王制敕，而制敕通常是帝王随人随事而发，其中不乏涉及律、令、式和刑狱的内容。

由于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帝王制敕往往可以代行法律，所以律、令、式必须符合“格”

的精神，而不能与之相抵牾。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依据制敕编定的格，其实也渗透着律、令、式的条文和内容。

且由于格是皇帝制敕的汇编，因而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制约着律、令、式等其他法律形式。

另一方面，唐代诏敕及官员奏文中常常是格律、格令、格式并称，说明格与律、令、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交叉关系。

因此，讨论唐格的性质，除了辨别格、敕的关系以外，还应当从格律、格令及格式的关系方面来考虑。

一、格与律的关系

格、律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为《刑部格》与《唐律》的关系。

就共同点而言，二者都是刑法条流，是司法实践中量刑定罪的重要依据。

但由于律法一旦修订即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

加之律条的制定也极其有限，因而在具体复杂的司法实践和刑狱案件中，《唐律》的量刑显得比较牵强，特别是对那些《唐律》没有规定的违法行为，司法官员常常无所适从。

为解决这种问题，唐初沿袭隋制，将基于礼仪、道德而建立起来“例”

也引入司法实践中。

开元十四年（726）九月，玄宗诏敕：

如闻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137]。

这里的“例”

，相当于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习惯法。

在唐前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经常会出现一些案情复杂而又无法援引律令来量刑定罪的情况，因而基于礼仪、道德、亲情以及习惯等因素在内的“例”

（惯例）往往被引入司法实践中。

但是，一旦“例”

被频繁地引用，反过来势必要对律令的适用和法律效力产生不利影响。

正因为此，玄宗颁布诏令纠正“用例破敕及令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