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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唐代度牒的复原（第4页）

而复原出来的，其意当是牒文事由的简要说明。

参照《不空请度七僧奏》和归义军时期的度牒程式，大致应有佛法旨趣和受度事宜的描述。

反过来说，这样的复原是否准确，尚需有关史料和实物的进一步佐证。

[1][日]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の研究》，29～94页，法藏馆，1957；[日]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页，同朋社，1982；[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71～7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曹旅宁：《唐代度牒考略》，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74～77页；曹旅宁：《试论宋代的度牒制度》，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2），52～56转61页；[日]中存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420～437页，中文出版社，1991；[日]竺沙雅章：《寺院文书·度牒》，见池田温主编：《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卷》，589～594页，大东出版社，1992年；曹旅宁：《南北朝隋唐五代僧籍制度探究》，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1），115～118转127页；曹旅宁：《宋元明清僧籍制度概说》，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4），73～77页；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378～3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7～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白文固：《元代的僧籍管理》，载《佛学研究》，1999，327～330页；白文固：《宋代僧籍管理制度管见》，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2），120～127页；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帐与人口控制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3），8～19页；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36～143页。

[2]No.2126《大宋僧史略》，见《大正藏》，第54册，246页。

[3]No.2126《大宋僧史略》，见《大正藏》，第54册，246页。

[4]《唐会要》卷四九《僧尼所隶》，859～860页，中华书局，1955。

[5]关于试经度僧，白文固《唐宋试经剃度制度探究》（《史学月刊》，2008（8），31～36页）一文论述甚详，可参看。

[6][日]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の研究》，29～59页，法藏馆，1957。

[7]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见《大正藏》，第52册，835～836页。

[8]日本学者池田温指出，以上五人均无籍贯，从其姓氏来看，“可以视为胡姓而系从中亚西亚来的迁居者”

，其中43岁而以汉语命名的康守忠亦注为“无州贯”

，由此“便可窥见理应附籍者却被忽视过去了的情形”

。

考虑到此牒是中书门下发往祠部的实用文本，“以这种中枢的公文书看，通用无籍的注记，这事实雄辩地说明，当时从籍帐中的脱漏是如何的普遍化，以及对此所施加的制度上的抑制，又是怎样的无效”

。

[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1～192页，中华书局，2007。

[9]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见《大正藏》，第52册，836～837页。

[10]No.2126《大宋僧史略》，见《大正藏》，第54册，252页。

[1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此件文书，唐耕耦、陆宏基定为乾元元年（758），日本学者池田温定为乾元二年（759），此从之。

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60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347页。

[12]《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8页，中华书局，1975。

[13]此件文书，竺沙雅章定为乾元元年（758）；唐耕耦、陆宏基定名为《请准乾元元年（758）敕假授新度僧道罗法光等度牒状》；池田温定名为《乾元二年（759？）沙州罗法光纳钱尼告牒》；《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分为两件，前者定名为《关于道僧告牒及“各勒纳钱”

之事送付祠部会勘残牒》和《乾元元年（758）杨休明奏》；后者定名为《罗法光受度告牒》和《乾元元年侍御史判凉州长史杨休明奏》。

参见《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20～21页，同朋社，198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307页，中华书局，2000；《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61～62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346页。

[14][法]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76～77页）认为印文为“尚书司勋告身之印”

，此件文书仅仅是吏部司勋司所提供的告身样书，而非告身定本。

因为定本实际上由附属于礼部的祠部司颁发。

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307页，中华书局，2000）指出，“全件有朱文印七方，陈祚龙释文为‘中书门下之印’，而法国目录则释文为‘尚书祠部告身之印’”

。

[15]唐耕耦、陆宏基指出，这两件文书笔迹相同，内容又相似，很可能是一件，或者是两件密切相关的文书。

如果两者原是一件，则此件（P.4072）在前，下件（P.3952）在后。

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释录》，第四辑，60页。

[16][日]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唐研究论文选集》，15、60页（注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7]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见《大正藏》，第52册，8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