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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候渐熟（第2页）

合行出示晓谕。

为此谕仰司坊官及练勇局哨弁等无分畛域，严紧访查，遇有此等教匪，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善。”

[24]从告示来看，京师当时尚未发现义和团，只是因为近畿一带开始出现团民传教之事，为防患于未然而预作准备。

三月六日，御史李擢英奏请严行禁止“赛会迎神”

，因担心“乡民麕聚”

，“聚众过多，即难免滋事”

。

[25]由此可知，二三月间的北京城，尽管尚难寻觅义和团的身影，但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的活动造成的影响及其向京畿乃至京城发展的趋势，已在部分京官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

进一步加剧北京城紧张氛围的是义和团揭帖。

据以“辑译当时字林西报、文汇报及各国公报所载消息函电而成”

[26]的《拳乱纪闻》所载，三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黏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

[27]。

四月一日，北京西城又出现了内容为“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

[28]的揭帖。

两天后，京城西四牌楼羊市南璧上也出现了义和团揭帖。

[29]针对这些揭帖，清政府于四月十九日曾专门降旨，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

妥议章程，“防范查禁”

。

[30]但毕竟只是揭帖，义和团在北京城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京官而言，还是缺乏感觉的。

在这些京官眼中，三四月间的北京一如既往，他们的生活也一如既往。

军机大臣王文韶在三四月间几乎每天都要在“巳初”

“入对”

，下午“见客”

。

作为军机大臣，王文韶不可能不知道义和团在直隶乃至京畿地区的蔓延和逐渐渗入京城的趋势，但其日记直到五月十一日才首次提到“义和拳匪”

。

这表明，三四月间的王文韶根本没有把义和团当回事，在其心目中，这些“拳匪”

不过是因为天旱可能导致的饥荒而闹事，这在往年的岁月中屡见不鲜。

四月九日的一场雨使具有多年军机大臣阅历的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风雨竟日，农田望泽正殷，屡经设坛祈祷，获此甘霖，人心大慰。”

[31]

事实上，这种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包括一些外国人亦如是看。

《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在当时的日记中表示：“拳民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

真正的危险来自干旱，因为天不下雨被认为是洋人干扰风水所致。

大雨一到，拳民自然消亡”

；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亦表示：“我相信几场透雨就能迅速解除旱情，不管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如下雨更能平息骚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