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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疯狂的劫掠（第5页）

又举一箱，甚重，疑有银，喜甚。

又锤开，则在泸带来之响锡在焉。

取其一锭，以锤未开之锁，锡软而铜硬，乃弃之。

其心不肯舍，复取而锤之。

连开十余箱，又开十三房，见箱用麻布麻绳捆裹，益疑有重物。

必开，则取双花袖、玳瑁圈、镀金镯、玉圈以去，藏诸腰。

适石孙回，急往寻曾袭侯以来，恰搜至学堂，陈仲苏书箱在内。

曾侯入，以洋语问其干甚。

伊问此何人所居。

曾曰，‘我朋友。

’且指其所拿镯及帕袖等曰，‘你们何故犯本国规矩，拿人衣物，还不快走。

’洋兵乃行。”

[87]高枏被劫只是联军占据北京期间极其普通的一起抢劫事件，不但史书上不屑记载，即使是在当时的京官圈子中，这样一起抢劫事件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它实在太平常，损失不大，也无人员伤亡。

但正因为它的普通与平常，反而益见当时的北京城秩序之混乱，在京中国人，无论京官或平民，其生命财产之毫无保障。

实际上，正是因为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广泛存在，才使得联军入城之初的北京成为抢劫者的天堂。

八国联军彻底摧毁了北京城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得“王法”

**然无存，同时又放任乃至鼓励洋兵、传教士等西方人的劫掠，并将其视作对中国人的复仇。

洋兵不仅自己抢劫，而且还处于“抢劫链”

的高端，能够对中国抢劫者的“战利品”

进行有选择地再次劫掠。

高枏曾在日记中记录一处当铺被抢的具体状况：“乱民全抢当铺绸店；洋兵旁观，挟物走者，命开包与看，有银则拿去，余则否。”

[88]这表明，当八国联军成为北京城事实上的主宰之后，劫掠似乎也成为洋兵和传教士等西方人的一项合法权利。

一些中国人，尤其是懂外国语言的华人翻译也正是打着洋人的旗号大肆抢劫疯狂敛财，以至于庚子后担任顺天府府尹的陈璧专门上折参劾同文馆之教习学生：

自七月二十一后，内外城各段大小洋官需用华人翻译，遂取材于此。

固有一二自好之士，甘于养晦，不为彼族所用者。

亦有身虽受雇，而其心尚知有国家，遇事调护藉以保全者。

夫以彼挟此片长，值毫无依赖之日，降志辱身以相从，原可无事苛责。

乃有倚势作威，不知顾忌，鲜衣怒马，跋扈飞扬，事事蒙混洋员，遂至勾结匪类，讹诈官绅商民，掠取财物，全无心肝；又有谋充翻译而不得，及既充翻译而被黜者，竟敢串通洋兵，始则搜索在京富户，继则潜往近畿州县，藉端诈财，无所不至。

[89]

这些同文馆的教习学生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之所以尤为引人瞩目，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与洋人的紧密关系，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无所顾忌，并因而显得特别猖狂。

华人翻译尚且如此，洋人则何须多言！

华人翻译在庚子国变期间的“恶名昭著”

[90]，恰好证明了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行为是联军破城之初北京城变为抢劫天堂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