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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官的社交及其在联军破城之初的活动（第5页）

，当是指于式枚、李希圣、黄曾源、郑沅、高枏等人与美国公使康格联系，“问上起居”

之事。

事实上，这些人代表的是南城京官。

这些南城京官先是致函赫德，“请给执照”

以便探两宫[126]；接着便是通过李佳白等联系美国公使，欲进宫“叩问起居”

[127]；然后就是用南城京官的名义“联名致公使，问上起居”

[128]。

南城京官们执意“问上起居”

，一方面是出于君臣之义，另一方面则是情势使然。

在当时留守诸臣根本没有资格与洋人议和的情况下，高枏等南城京官在还没有确定皇上西狩之前，首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其次便是当时已有全权之名的李鸿章。

高枏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待合肥，人皆翘颈以待。

合肥为大臣，当赴国难，授全权，当速来。

前之杀戮无理，宜其不来。

今则洋兵入城，祸首潜形，拳匪灭迹，更何惧哉。

想东南各帅亦必催之”

；次日，高枏便“欲同南城京官函请公使电催合肥。”

[129]八月一日，徐郙、李端遇、曾广銮、郭曾炘、张亨嘉、黄均隆、朱祖谋、高枏、杜本崇、柏锦林、刘福姚、郑沅、宋育仁、黄曾源、郑叔忱、汪贻书、王鹏运、陈璧、陈懋鼎、林开章、张嘉猷、于式枚、曾广镕、高树、陈秉崧、李希圣、乔树枏、王世琪、卓孝复、许柽蕃、傅嘉年、高向瀛、劳启捷等三十三名留守京官联名致电李鸿章，催其迅速来京，以挽回大局。

[130]显然，这三十三名留守京官也是以南城京官为主体。

这些南城京官能够在庚子国变时频频以一个类似团体的声音对外发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京官在此前的交往中打下的基础。

在华学澜看来，三十三名京官联名电催李鸿章的公函乃“福建公函”

：“公函系郭春宇、陈玉苍、黄石荪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

[131]事实上，这三十三名京官中，只有郭曾炘、张亨嘉、黄曾源、郑叔忱、陈璧、陈懋鼎、陈秉崧、卓孝复、张嘉猷、傅嘉年、高向瀛等十一人为闽人。

其他二十三名京官籍贯分别是：曾广銮、杜本崇、郑沅、汪贻书、黄均隆、曾广镕、李希圣、劳启捷为湖南籍，高枏、宋育仁、高树、乔树枏为四川籍，刘福姚、于式枚、王鹏运为广西籍，李端遇、柏锦林为山东籍，徐郙为江苏籍，朱祖谋为浙江籍。

[132]虽然这三十三名京官籍贯并不一致，但大体集中在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部省份。

而从高枏的日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在联军破城前，高枏便与黄曾源、于式枚过从甚密，几乎是隔日一见。

[133]后来于式枚曾打算为高枏的庚子日记作“笺释”

，即因为其乃“同居离乱，日日过从者”

也。

[134]而联军进城之时，黄曾源便是与高枏兄弟共居一处，三人还有分工：“七兄与我及黑居守，石孙则外探，并打杂。”

[135]联军破城后，于式枚仍然非常频繁地来到高枏寓所，且一般是同郑沅一起来，有时还有李希圣、汪贻书等。

[136]后来因李鸿章进京，于式枚入驻贤良寺，与高枏等人见面变少，汪贻书还“以晦公先生久不见，欲戏拟公檄檄之”

[137]。

或许正是由于黄曾源、于式枚、郑沅、李希圣、高枏、汪贻书等人频繁的交往互动，使得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城京官在“问上起居”

和“电催合肥”

等行动上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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