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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谊笃梓桑与粤人好义（第3页）

[17]而“七十二行”

这个名目，“始成于科场之供应，继彰于商包厘金”

。

“科场之供应”

已不可考，而“商包厘金”

是指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下筹饷，广州商人岑敬舆等以七十二行的名义承包厘金。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官府实际上承认了七十二行是广州商人全体的代称”

[18]。

无论是“代表香港整个华人商业社会”

的东华医院，还是代表“广州商人全体”

的九大善堂，在庚子年的兵灾面前，很快便达成一致，联合开展援救旅津粤人的行动。

这一事实充分展现了桑梓之谊对于广东绅商的号召力，同时由于这些绅商主持的善会组织在广东民间拥有的社会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救援行动的快速实施也充分体现了对于旅津粤人的乡谊在整个广东社会都拥有着强大的感召力。

援救旅津粤人的行动能够顺利实施，有两点重要的原因。

一是，东华医院诸绅与香港总督卜立的顺畅沟通。

在当时津沽出海口完全掌握在联军手中的情况下，要援救旅津粤人回籍，没有联军的协助，或者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取得联军的协助，最好是通过洋人来居中搭桥。

香港东华医院成立后，便“充当了港府与华人之间的主要联系机构”

，因此由东华医院诸绅来联系港督卜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一环节因此顺利实现。

其次则是东华医院、崇正善堂、广济医院等善堂善会此前的慈善活动，及其影响的积累。

无论是援救倡议的提出，还是救济经费的迅速到位，或者救援工作的协调，这些救援活动都是完全围绕东华医院等慈善机构展开的。

不过，援救旅津粤人的行动虽然很早便展开，行动也很迅速，但可能持续时间不是太长，也没有延及旅京粤人。

九月二十一日的《申报》刊登了济急会的第九号公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弟又接广东广济医院函，托寄交广东人陈子砺太史伯陶规银五百两，并托陈子砺太史代送尹庆举孝廉规银二百两。”

[19]至九月间，广济医院对于旅京粤人的救济也只能通过东南济急善会来实现。

这或许与东华医院、广济医院等慈善机构并非专为庚子救援而设立有关。

庚子国变突如其来，在大多数人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京津便已沦陷，因此大量南省人士困处北地。

想要把这些南省人士援救回籍，这样一个庞大的救援计划，绝非一两家善堂善会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专门性的救援组织，并设法动员整个南方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