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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 济急善局的扩展（第1页）

一、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济急善局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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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济急善会并非一个独立于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的救援组织，因此并没有“公启”

等公开宣示其成立的文告。

东南济急善会更像是一个集合各方力量共同致力于北京救援的组织，其在致李鸿章“幕府诸君子”

的信中，表示“树藩创议救济善会，拟即赴津开办；信厚、元济、则敬、裕福、廷杲亦即约友驰赴德州添设济急善局”

，而北京被难官绅“较在津德必更多更苦”

，故决定专门在北京实施救援。

[7]也就是说，在东南济急善会看来，陆树藩之救济善会主要是在天津一路展开救援，严信厚等所设之济急善局则主要是在德州一路展开救援，因此东南济急善会便主要是针对北京救援而设立。

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可通过东南济急善会上海总会与北京分会之间来往公函的署名及相关内容确定。

东南济急善会上海总会致函北京分会共有九号公函，而北京分会致上海总会则共有四号公函。

这些公函的落款时间分别是：《济急公函》为闰八月三日，《济急第二号公函》为闰八月五日，《济急第三号公函》为闰八月十日，《济急第四号公函》为闰八月十五日，《济急第五号公函》为闰八月二十日，《济急第六号公函》为闰八月二十九日，《济急第七号公函》为九月四日，《济急第八号公函》为九月十一日，《济急第九号公函》为九月十八日；《济急第一次京函》为闰八月二十九日，《第二号京函》为九月三日，《第三号京函》为九月十日，《第四号京函》为九月十三日。

[8]

在上海致北京的前三号公函中，署名均为“盛宣怀、顾肇熙、任锡汾、郑官应、严信厚、庞元济、陆树藩、杨廷杲、施则敬、席裕福”

；在后六号公函中的署名，“严作霖”

替换了“陆树藩”

。

在“济急第三号公函”

中，对于陆树藩此后不再列名还有解释：“再陆纯伯兄现已料理赴津，此后沪寄公函即不列名。”

据此可知，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基本上是以济急善局的主持者为班底而构成的，如济急善局的五名主持者严信厚、庞元济、杨廷杲、施则敬、席裕福均列名“沪寄公函”

。

陆树藩列名其中，可视为东南济急善会对陆树藩首倡之功的认可，或许也有联合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东南官绅商民”

之力共同实施北京救援的象征意味。

主持者中新增之“盛宣怀、顾肇熙、任锡汾、郑官应、严作霖”

等人，与严信厚等义赈领袖关系更为紧密，其身份、地位也更具号召力。

作为领衔署名者，盛宣怀实际上是东南济急善会最重要的主持者，其工作包括接受李鸿章的指示，向东南各省督抚官员等发电募款，与各界函电往来，领衔沪局诸公与京局同人函电协商救济事宜，与道胜、汇丰等外国银行协商汇款等，内容涉及募款、汇款，以及援救京官之具体措施等。

盛宣怀之所以能够成为东南济急善会最重要的主持者，乃是由于其身份、地位、经历所决定的。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以诸生起监司”

，“最受知李文忠公”

。

可以说，自同治九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介绍入李鸿章幕府起[9]，至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逝世止，盛宣怀大半生的经历都是在追随李鸿章中度过的，而盛宣怀毕生事业也是主要依靠李鸿章达成的，故陈三立在给盛宣怀撰写的墓志铭中如此叙述：“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

于是朝廷用文忠言，次第任公以四者，公亦终其身以四者自效。”

[10]

洋务事业以外，赈务也是盛宣怀终生从事并卓有成效的一项事业。

据盛宣怀“行述”

所言，盛宣怀办理赈务之始，乃同治十年“畿辅大水”

，盛宣怀之父盛康“倡捐棉衣赈米，命府君诣淮南北劝募集资购粮，由沪赴津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