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 济急善局的扩展（第6页）

，且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与盛宣怀等人素有交谊，因此东南济急善会在北京的活动主要由杨文骏负责。

实际上，东南济急善会北京方面与上海方面的函电往来，也主要是由杨文骏署名。

善会沪局致京局的九号公函中，前五号公函发出时，上海没有收到来自北京的任何回复，无论是信函，还是电报。

上海方面完全不清楚北京方面是由谁在主持救济事宜，因此盛宣怀等在第四号公函中表示，救济之事“极形烦琐，往来笔墨亦必甚多”

，“现在由沪解款至京，无论如何办法，不能不经洋人之手，即不能不渎请傅相察收，亦即重烦诸君子之神”

，因而要求“一切往来接洽之事，最好在京议明由何人汇总经理，以后弟等即径与此人函电往来，庶几事省而举并”

。

[47]在第五号公函中，上海方面再一次表达了这个要求：“此事烦琐，四号公函内请将在京由何人汇总，弟等径与函电往来，乞从速禀商傅相核示祗遵。

此与汇款同关紧要，尊处妥商后，务祈迅赐电示，至为盼。”

[48]

在闰八月二十九日寄出的第一号京函中，杨文骏便表示，“傅相事冗心烦”

，救济事宜“只可由弟等办好，随时禀闻”

。

[49]在第二号和第四号京函中，北京方面直接回应了上海第四号公函的要求。

在第二号京函中，杨文骏表示“又奉济急会第四号函，敬悉一一，现在贤良寺中收拾两间屋为公所”

，公函“须弟属稿，同人事冗，无暇及此，银折亦存弟处，取时必偕一同事前往”

。

[50]在第四号京函中，杨文骏又详细介绍了北京方面的状况：

此间并未另设公局，即在寺中假两间屋，用司事二人、送信一人，以杨味春管理杂件，一切分函、送函及取款、存款，皆骏经理。

既任劳又任怨，而无可如何，此中情形，难形笔墨。

阅公函“在京由何人汇总”

“禀商相示”

等语，相云为款过钜，仍由汝等总理，并可节省用费，骏只得力任其难。

第每日京官之来探问，耆日不暇给，夜间又须赴相处陪谈会议，须九下钟乃退，故复函不能随到随办，多半须夜间挥毫，尚希原谅，但求委件一一照办不误而已。

[51]

据此可知，北京方面的救援工作主要是，处理东南济急善会沪局委托办理的各项事务。

当然，一些重要举措也须随时向李鸿章请示。

事实上，东南济急善会沪局致京局的公函，几乎每一号都特别强调“乞代陈傅相”

或“傅相前仍请代陈一切”

或“乞代陈傅相核示祗遵”

等。

这表明，对于盛宣怀等人而言，创办东南济急善会并开展救援行动，主要是因为李鸿章的指示。

据杨文骏所言：“傅相前电各省协济，係文骏拟稿，请由尊处发电。”

[52]某种程度而言，东南济急善会实际上是由李鸿章倡导成立并随时加以指示和给以援手的救援组织，因而东南济急善会在上海的主持者多为长期追随李鸿章的幕僚，而在北京的主持者则都是李鸿章庚子议和时的“幕府诸君子”

，甚至北京的办事公所也是设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