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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济指济与专济（第3页）

在闰八月十日的《济急第三号公函》中便已提及，陈子钧致电东南济急善会表示要指济四川同乡“规银五千两”

[149]；在《申报》于闰八月十七日刊登的《上海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一次淸单》中，也有“四川陈子钧观察指助四川同乡薪米之资元五千两”

的记录[150]。

到闰八月二十日寄出的《济急第五号公函》，对于陈子钧的捐款行为及其细节变化有更为详尽的叙述：

又四川成都矿局陈子钧观察三千金。

子钧原捐五千金，专备四川同乡薪资之用。

经在沪蜀绅公议，同乡出京者闻已不少，倘竟多于留京者，而此款全济京师，未免偏枯。

电商子钧，请以三千寄京，二千拨寄德州济急局代放。

昨接复电，准即照办，其复电内尚有续捐万金，已电请傅相示分拨等语。

是否专济其同乡，抑系统捐，却未声明。

所称请示傅相之电，不知曾到否？此间拟再电询明确再酌。

[151]

东南济急善会于闰八月二十八日以《泽被宣南》为题将各省对于京官的救济情况刊登于《申报》，其中也包括陈子钧致善会的电报以及盛宣怀等的回电。

在回电中，盛宣怀等表示：“现在京城汇款不易，通电亦难。

尊处如尚未奉傅相复示，或将万金仍汇沪，由弟等代电，声明尊意，一面设法汇京较为妥速。

此款是否专济贵同乡，抑系统捐，并乞电示。”

[152]陈子钧对此复电表示：“敝同乡已有助款，此次万金原拟统济各省京官，前电奉傅相，尚未奉复。

款今电嘱盘记信义行呈缴，听贵局如何设法拨济，仍祈转达傅相施行。”

[153]在闰八月二十九日寄出的《济急第六号公函》中，便特别表示：“弟等第五号公函内所称，成都矿局陈子钧观察续捐万金，已接其来电，以尚未奉相覆示，将万金汇交敝处，作为统济各省，仍候相示遵等语，乞代陈明。”

[154]在《申报》九月九日的相关新闻报道中，对于陈子钧的万金捐款亦有提及：“又电，子钧兄承助万金，顷已照收汇京矣，宣等。”

[155]

由上可知：陈子钧共捐款两次，第一次捐五千金，“指济”

四川在京同乡，后经“在沪蜀绅”

公议，并征得陈子钧同意，“以三千寄京，二千拨寄德州”

；第二次捐万金，陈子钧本是电禀李鸿章，请其指示分拨，但因未得李之回复[156]，便在盛宣怀等人的建议下，将万金汇寄上海，由盛宣怀等汇至北京“统济各省”

。

对此，盛宣怀在《济急第八号公函》中有过总结性陈述：“川捐以陈子钧兄为最。

初次五千金专济同乡，初拟全数汇京，旋又改为三千济京、二千济德；其第二次之万金，系笼统捐助，并非专济同乡。”

[157]

对于四川京官的捐助，除陈子钧外，便是时任督办四川矿务商务大臣的李徵庸与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周馥联名拨款之三千金。

在九月四日寄出的《济急第七号公函》中，盛宣怀等便向杨文骏提及此事：“顷又接李铁船京卿、周玉山方伯电开，川省向送川京官炭敬京平足银一千，今制军嘱加二千，共三千。

拟以一千由馥解陕，二千汇申请公收寄京，交乔君树枏、高君枏、陈君钟信查收，匀给川员等云。

该款尚未汇到，谨先附陈。”

[158]而在上海致北京的《济急第九号公函》中，又表示李徵庸等共“汇到三竿”

，盛宣怀因此猜测，“是否因解陕西不便”

，故“一并汇来”

，这些均“无从臆料”

，“谨先奉布，俟奉来函再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