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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济指济与专济（第7页）

因为正是该信确定了陈子钧款项的救援对象，是“专指四川京官而言”

。

对于高枏而言，更让其耿耿于怀的是，蜀人出京无东下者，而“上海蜀绅某”

却“议留二千”

“拨德州”

。

当然，远在上海的“蜀绅某”

是不知情而有此议，但身在贤良寺的于式枚此前与高枏等人几乎是朝夕相处，对于川籍京官出京者的情况应相当清楚，故高枏认为，陈子钧兑来之款“何得据一面悬揣之词，而掯留三千”

。

次日，高枏便致函于式枚：

昨日之信，见者数人，知者亦数人。

或曰：“不理他”

；或曰：“此信是陈润夫寄与杨彝翁及足下者。”

杨滇人，其知四川人数，自不如足下之悉，应由足下自拟一信，致润夫、子钧，言明蜀中京官出京者不过十人，皆未走德州。

且尚惠臣观察来信，他省亦无滞于德州者。

上海蜀绅何人，乃欲凭空硬断截留二千于山东乎。

宜出知单，令乡人勿遽搭救急会船，以免胶葛。

窃思此事，由足下经理于先（上海报亦列有兄名），致信润夫、子钧，乃分内当为，并非越俎，何妨急草，由广信通信局代去。

[177]

对此函，于式枚如何回复，高枏此后的日记并没有记录。

高枏本人此后也曾“作一信寄陈润夫，并拟一电，皆言京官三十余人在京，西赴者十三人，无一至德者，应请拨还京中”

[178]。

拨往德州之二千金有无拨还京中，《高枏日记》也无记载。

其实，单就《高枏日记》所呈现的高枏对于拨往德州之二千金的锲而不舍的追问而言，已充分表明庚子年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远非往日赈济水旱灾民可比。

被救援的京官们，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知识水平、判断能力等方面，均丝毫不逊色于援救者。

这使得援救者不但失去面对被援救者的优越感，而且稍不注意便会被质疑，乃至被批评。

如《高枏日记》十月三十日便有如此记载：“又闻杨莘伯、杨彝卿为救济船事，各赚万余金，各有被骗，大起嫌言。

有控之于合肥者。

合肥曰：‘若何如此丢脸。

’遂怄气而病。”

[179]杨文骏、杨崇伊究竟有无借“救济船”

之事，“各赚万余金”

，已无从查考，但这样一种传言无疑将给救援者以极大的压力。

在这场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中，救援者须尤为谨慎和遵守规矩，因为窘迫的境遇使得留守京官们，会以挑剔的目光审视救援者们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