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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鸿章地方督抚与庚子救援（第5页）

惟绵薄愚忱，祈鉴谅。

华。

效。”

[197]经张绍华之手的又有两笔捐款，一笔是江西官绅合筹之五千两，“济各省官绅留滞京津之用”

；另一笔则是回应李鸿章呼吁的“指济”

尚在京城的皖省京官的五千两。

因为周馥表示，“行在当差皖人亦应分济”

，张绍华又表示“当另筹”

。

李鸿章为此又致电张绍华表示：“前电以皖赈六千五如数筹垫，当饬救急会挪济。

今来函，仅垫四千，自捐一千，不敷千五。

吾皖无在陕京堂，此间京曹多无力南归。

尊议续捐三千，同感。

请速汇京归垫千五，余分济。”

[198]

通过上述史料，可知对于皖籍京官的救援基本上是由李鸿章亲自安排和布置的，救援资金则主要来源于皖籍外官。

这些皖籍外官之间也会互相联络，以协调救援行动，如周馥建议“行在当差皖人亦应分济”

。

由于李鸿章具有疆臣领袖的威望与地位，再加上身在京城，对于京官状况也知之较深，故能够在援救皖籍京官的行动中居主导地位，使得对于皖籍京官的救援行动有比较好的协调。

救援皖籍京官的这样一种优势，是大多数省份所不具备的。

前述之四川京官，因为缺乏素具威望的川籍官员主持其事，导致在捐款上各行其是，互不统筹。

陈子钧“指济”

四川京官的银五千两，与身为四川布政使的周馥奉四川总督奎俊之命，赠送四川京官的银三千两，便毫不相关，从而导致四川京官不得不两次分银，分配方式也不同，且争议不断。

由此亦可见，对于一省京官而言，专门针对该省京官的救济款项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由该省督抚以地方名义向该省京官提供的救援，类似于平常年份的“冰炭敬”

，如四川之“炭敬”

、湖南之“岁贴京员三竿”

；二是由该省籍外官或绅商以同乡名义向该省京官提供的救援，表现比较突出的有安徽、广东、云南等省。

云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正如前文所述，云南的地方官虽然捐款踊跃，但基本上是各省宦滇各官救各省京官。

由于清代比较严格地实行籍贯回避的异地为官制度，导致云南的地方官不可能为云南籍的京官提供救援。

向云南籍京官伸出援手的是“滇中绅商”

与浙江巡抚刘树棠等云南籍外官。

刘树棠，云南保山县人[199]，在其统筹下，“滇中绅商”

分两次共捐款银五千两，一次“指济云贵在京同乡”

，一次“指济云南京官”

。

[200]

由于捐款是非强制性的，即各省地方官并无救援该省京官的义务，各省外官也没有必要非去援救同乡京官不可，所以并不是各省疆吏均有拨款，也不是各省外官都会对同乡京官伸出援手。

因此，像四川京官那样既有本省督抚拨款“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