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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第3页）

仅就此而言，都统衙门对于救济善会几乎是言听计从。

都统衙门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救济善会所请所求均为“善举”

。

从另一角度讲，即便救济善会从事的是善举，仍不免要处处谨慎小心，还要多方寻求保护，而这又反证了当时京津地区之环境险恶。

《救济日记》中记载了陆树藩的两次遇险经历：一次是九月六日，陆树藩与陈季同坐东洋车过海大道，“遇德兵一队，欲夺予及敬如所坐之东洋车。

予即下车相让，敬如不肯，与之争论，拔刀相向，遂与敬如步行至南门外，适有二把手小车，不得已以五角洋雇坐。

与敬如相对谈心，黑夜沿城行走，危险殊甚”

。

[156]另一次是九月二十日，陆树藩本与美国红十字会约同赴京，但因美船“用小火轮拖带，我船追赶不及”

，只得上岸。

“天已昏黑，路遇德国醉兵一队，先将翻译雍俊卿之帽攫去。

予手提外国皮带，所藏银钞现洋甚伙。

醉兵见予西人装束，直目屡视，不敢相近。

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行走，然心中甚为惊惧。

忽见有日本巡捕房，随即入内备述情形，承派兵两名护送至针市街寓内。”

[157]陆树藩在《救济日记》中还记载了一名救济善会办事人员的遭遇：“同人钱蔚芝出城访友，归来已晚。

行至大栅栏，遇德兵五人，将其身藏银洋悉数收去，并夺去马褂一件，不敢与争，遂在城外借宿。”

[158]当时已是十月一日，中国人在夜晚行走仍随时都有危险，而这些危险基本上都来自于洋兵。

此后，陆树藩运送一批被难官民由京至津，“带同翻译雍剑秋商恳美国钦差康格君转请美国提督雀飞君保护”

，“因京津一带陆路驻扎各国兵丁甚多，且沿途匪类出没不常，必须多派兵队，方足以资保护”

。

实际上，一路上对被难官民造成危险的均是各国兵丁。

如夜宿张家湾时，“突有某国兵戴红圈蓝帽向一纪姓者扰闹，美兵队闻知，当向追捕，并分班值夜逡巡达旦，赖以安谧”

；“次日宿河西务，各国游弋兵丁尤觉其伙”

，美兵官“以兵法部勒，令驴车择一空地，列为方阵，妇女老弱居其中，而令兵队居其外，拥甲厉兵，如临大敌”

；过杨村大桥时，“某某二国守桥兵，因见捆载繁多，少妇弱女络绎于途，眈眈虎视”

，美兵官“亲率兵队，往返巡查，见有欲揭妇女车帘者，即以洋枪拟之，守桥兵始不敢犯”

。

[159]陆树藩护送被难官商由京至津的经历，其实是救济善会在京津等地救援经历的缩影与象征，即救济善会所遭遇的危险与所获得的保护，均来自洋人。

所以陆树藩在致救济善会沪局的公函中感叹：“津京虽称安民，号令不一，即有洋人保护，亦难为力，处处掣肘，笔不能述，非身历其境，不知此中艰苦。”

[160]

陆树藩曾于九月二十二日宴请“山海关马队营官他拉贝、天津法国统领华勒托、天津城内法兵头俞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