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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运送浙江三忠灵柩回南（第1页）

第一节运送“浙江三忠”

灵柩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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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善会的辛丑年救援，得到的关注已经相当有限了。

当时《申报》等媒体关注的重心已转移至陕赈，随后又是顺直春赈，因此有关救济善会辛丑年救援的资料便十分少见。

《申报》于辛丑年二月九日（1901年3月28日）刊登一则“津电照录”

：“纯翁鉴：保古共到六百人，柩五十具，速放轮来，务迟。”

在该则电报的按语中，救济善会表示：“聂功亭军门之太夫人等尚留滞古北口，亟欲南旋。

本善会现承招商局派新丰轮船于十三日往塘沽载回。”

[5]唐德熙于二月十四日致函盛宣怀表示：“所有救济会揽装南下之人，已遵照宪谕给彼免票，限以七百人。

日前曾由局印有免票七本，内分‘天地元黄宇宙洪’七字，每字列百张，交陆纯翁盖戳寄津，仍请仁记洋人签字，然后分用。

拟新丰船装五六百，公平船装一二百。”

该函附录之票式：“今经救济会从保定府等处救出数百人，诚善举也。

本局善与人同，特放新丰轮船由塘沽装至上海给予免票，每张限定一人，其饭食费蒙救济会支给坐舱开销，此外不准船上人索取分文。”

[6]不久，《申报》又刊登一则“救济要电”

：“计装新丰外，尚有四百人，务速请招商局再放一船，柩不能不装。”

[7]随后，《申报》便刊登了《救济善会由新丰轮船载回被难官民单》[8]。

对于聂士成家眷的回南，《申报》特别刊登了救济善会的专电：“聂功亭军门之眷属百余人，由伟臣公子分附新济、泰顺两轮船由津来沪，蒙李中堂给以免票，并由敝会津局司事照料一切，先请登报以告同仁。”

[9]《救济文牍》中有一封来自济急会的信件，也表明李鸿章对于聂士成家眷回南事宜十分关心，亲自过问其事：

聂军门之太夫人暨淮军眷属亟欲南归，傅相甚愿送往，本已往接，以敝会停止，闻尊会派人至古北口往接，颇为欣慰。

兹饬范巡捕暨来差同往尊处酌定，再回傅相，即可往接，由古北口迳赴塘沽，轮船当由彝兄电去代留不误。

[10]

由上可知，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活动已经停止。

救济善会在将这批被难官商援救回南之后，其救援活动也告结束。

在救援活动的结束阶段，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便是“浙江三忠”

灵柩的运送回南。

所谓“浙江三忠”

，即庚子国变期间被清政府所杀的三位浙江籍京官：徐用仪、袁昶、许景澄。

[11]有关“浙江三忠”

的研究已有不少[12]，最全面系统的当推陆玉芹的博士论文《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3]，而与本书论题关联最大的是《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

的祭奠活动述论》一文。

该文主要以《申报》和《新闻报》为线索，“力图通过‘三忠’被杀后东南社会舆论及活动的梳理，探究这一现象背后之诸多历史意蕴”

。

本书则主要通过《申报》与上图所藏“盛档”

，对“三忠”